广州黑人社团问题.doc

广州黑人社团问题 原因：(一)社团发育的原因 与进入其他移民国家的非洲人一样,来到广州的非洲人也需要重 新建构社交网络,满足适应新环境的需求;来中国前的社会文化背景、 进入广州过程本身和广州的总体环境同样塑造着非洲人在广州的适应程度,此外,非洲人社团在广州的发育也有一些独特原因。 首先,非洲人普遍具有分享观念。非洲人统一、和谐、互助、分享的群体意识与非洲大陆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在广州的非洲人也不例外。与中国人做生意,交朋友的过程同时也是观念互动的过程。一位3年多未返回本国的非洲人 说:“非洲有很多人不工作,他们只是在看着你,等你给他们带回金钱和 礼物(2015年1月4日,在广州市越秀区天秀大厦的访谈记录)。很多在广州从商的非洲人都有过类似的表达。从这里可以依稀看到,多数以 个体身份在广州从商的非洲人其实依然受所属亲属关系网的影响;而作 为个体的非洲人一旦将另一个同在广州的非洲人认定为好朋友,便以 “兄弟”或者“姐妹”相称,乐于分享自己所有。在社团内部,这种拟亲属 现象非常普遍,似乎是其亲属关系网的延伸。当然分享是有限度的,许涛认为,朋友之间交往遵循“情感+利益”的关系准则,这与 其他人群的人际交往逻辑差别不大。相比之下,非洲人对金钱的分享显得更加直接。一些非洲人可以和好朋友共用一张银行卡,在缺少现金时直接向好朋友索取,甚至在不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在好朋友家居住几个月。分享观念,尤其是金钱的分享对于非洲人社交网络的拓展有着重要 意义,构成了社团发育和运作的观念基础,如一位社团领袖所言:“在这个国家,我们是外国人,所有的事情都和钱有联系,所有人都关心自己有 多少钱,每个人都在寻找钱。一些时候你有困难,自己不能保存自己。你一个人怎么能解决问题呢?你不得不将你的困难告诉我们的人民,我 们(社团)有解决困难的主意”(2013年8月21日,在广州市越秀区金麓 山庄的访谈记灵)。非洲商人认为中国商人“自私”,但自己所赚之钱却也不情愿与亲戚分享。但也有一些非洲人极力避免让自己“致富”的消息传回本国,甚至在圣诞节或者新年时拒绝回国与家人团聚。 其次,进入广州过程中所加强的国家认同也促成了非洲人社团在广州的发育。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也不是单给某个非洲国家发放签证,因此那些刚刚抵达广州的非洲人不仅会与中国人产生强烈对比,也会因对本国的历史记忆、现实体验与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洲人产生对比,这加强了他们对本国人群的认同。他们在回忆自己进人中国的经历时,经常会提及中国与其所属国家的外交关系及两国交往的历史。一些人把自己能够获得长期签证的原因归结于中国与其所属国家目前良好的外交关系,并以此为荣。他们进人广州后会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正如中国对待不同非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各有不同,广州警方对 待不同非洲国家的非洲人的执法态度也是有差别的,因此需要尽快学会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与其他非洲国家非洲人的社交关系。在遇到警察盘查时,一定要与某些曾在广州参与过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的人保持距离,以降低将自己陷于困境的风险。一个社团领袖描述了国家认同对社团发育的意义:“这个(指外国人无法在官方层面成立社团)是中国的安排。在欧洲和美国,真的是有法律写了外国人遇到什么麻 烦,就有什么人来保护。但是在中国,没有强大的法律保护外国人,所以才要有社团…… 第三,广州相关管理部门营造的严格管理环境。作为非移民国家,中国的法律框架中没有“移民”的概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凡是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都是外国人。涉及外国人的签证发放、入境检査和境内管控的任务分属于外交部、公安部和 地方公安机关。进人中国大陆的外国人面临来自公安、劳动、工商、税务、宗教等地方部门的管理,而其中以地方公安部门的压力最大。豪根等认为,2008年以来广州地方公安机关通过检查签证和住宿登记来管控外国人的措施已经导致广州相关管理部门与广州的非洲人关系持续紧张,从笔者的调查看,广州的非洲人普遍 以“粗鲁”来描述广州警察,他们即使证件齐全也会躲避警察的盘査, 除非万不得已,绝不求助于警察。广州警方对非洲人的严格管控对社团发育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刚果社团一领袖这样描述其社团的发育历史:“社团很早就有了卅那个时候广州很少非洲人的,就是几个老乡坐下来聊聊天这样子。大约从2004、2005年开始,坐上了主席的位置,社团定期开会,算是真的稳定下来……2008年,北京那边开奥运会,广州这边却査外国人的签证。 功能：广州的非洲人社团对内发挥着提供互助与指引的功能,对外发挥着代表本国人群与其他组织或人群互动的功能。 首先,社团对内向成员提供心理和物质互助。社团为本国民众搭建社交平台,可以让漂泊于异国的社团成员获得极大的心理安慰。如 博多莫曾提到,一些社团会组织社团成员一起参加教堂礼拜,进行户外活动,看望病人,参加生日聚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