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钓鱼岛问题研究的史料综述.docx

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史料综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张建伟近些年来，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下文略）主权归属的争端愈演愈烈，对东北亚、太平洋乃至全球的国际政治与安全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拟从学术角度，依据各国家地区的历史资料来梳理与解读钓鱼岛问题的产生过程与相关国家的政策立场变化情况。从空间来看，可以分为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包括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后的台湾当局、日本国、琉球王国、美国以及自1945年至1972年对琉球地区拥有行政管辖权的地方当局。从时间来看，该问题经历了四个主要历史时期：以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签订、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名为冲绳县为界，在此之前对钓鱼岛的研究是从属于中国中央王朝与古代琉球王国以及位于日本九州的地方势力岛津藩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关系之下的（即中琉日关系中的钓鱼岛）；此后直至《马关条约》签订，钓鱼岛问题所涉及的政治实体仅是中日两国政府（即近代日清关系中的钓鱼岛）；自二战结束之后直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由于美国的介入——对琉球地区的军事占领和战略托管，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冷战时期分属两大阵营的对立状态，美日同盟关系的变动——冲绳行政管辖权的返还，亚洲冷战的转型——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逆转，钓鱼岛问题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钓鱼岛问题所涉及的政治实体大大增加（即多国多边关系下的钓鱼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钓鱼岛问题再次回归到两国间关系的轨道上，但由于台湾当局的存在和美日同盟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围绕钓鱼岛问题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在两国关系的框架内产生与解决，另一方面该问题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的限度与范围又远远超出了中日关系的范畴，乃是东北亚地区甚至全球政治力量博弈的一个重要舞台（当代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争端）。中琉关系中的钓鱼岛若要对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全面地认识，必须从近代以前的中国与琉球关系入手，因而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史籍对于钓鱼岛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对如何看待钓鱼岛在近代以前的归属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这类史料大概有：第一类，用于表示航向、方位等航海记录的报告书：如《顺风相送》。第二类是明清两代中国中央王朝派驻或往来于中琉之间的使节所撰的各类《册封使录》，如明朝出使琉球册封使陈侃《使琉球录》、郭汝霖《使琉球录》、钦差正使萧崇业《使琉球录》、夏子阳《使琉球录》；清朝第二位册封使汪楫《使琉球杂录》（1683年）、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19年）、周煌《琉球国志略》（1756年）、李鼎元《使琉球记》（1800年）。第三类则是官方或具有官方背景的人员绘制的各类海防图，以胡宗宪编《筹海图编》为代表。第四类为明清之际往来于中、琉、日之间的文人、旅行家所书写的各种杂著所记，比如郑舜功《日本一鉴》、郑若曾《郑开阳杂著》、、潘相《琉球闻见录》、徐继畬《瀛环志略》。第五类，琉球王国方面的各类史料，如曾担任琉球王国执政官向象贤所著《琉球国中山世鉴》（1650年）、琉球出生的儒学家、地理学家程顺则著《指南广义》（1708年）。第六类，后人编辑整理的中琉关系史料，最重要的当属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琉历史关系档案》，这一大型历史档案文集以编年为体例，按清朝各皇帝在位顺序划分时期，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中央地方各级机构处理与琉球事务所形成的史料原文影印出版。以下为近代以前中、琉史料中关于钓鱼岛的记载明朝册封使陈侃1543年所著《使琉球录》记载：“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 1556年6月，郑舜功奉命赴日考察半年后撰写了《日本一鉴》一书。该书“万里长歌”篇中通过描述海上航线，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取小东岛之鸡笼山，……约至十更, 取钓鱼屿。……自梅花渡澎湖，之小东，至琉球，到日本，为昔陈给事出使琉球时从其从人得此方程也。……而澎湖岛在泉海中，相去回头（注: 古代福建的回头屿, 现称围头屿）百六十里。钓鱼屿，小东小屿也。” 此后，1561年的册封使郭汝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中也有以下记载：“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 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1719年赴琉）所著《中山传信录》由闽安镇出五虎门，取鸡笼头，经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 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马齿岛, 入琉球那霸港。清朝钦差大臣黄叔儆巡视台湾后于1722年所著《台海使槎录》中，也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从以上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来往于中国琉球之间的册封使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