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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对话中的神话整理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神话从未被单独命名，它一直作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中的一部分而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邀约西方来改造民族自我的同时，也试图在本民族文化中寻找中西方平等对话的文化平台。在“整理国故”和整理中国文学的呼声中，神话“浮出历史地表”，一跃成为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中国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发展的源头，取得了复兴民族文化和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双重权力地位，也使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获得了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满足了中国现代学者“希腊有,世界有,中国也有”的文化心理。关键词：中西文化对话；神话；整理与研究；民族精神晚清中国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华夏民族一度曾有的骄傲受到巨大的伤害，泱泱大国的优越感一扫而光，面对先进的西方，中国人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复杂的“羡慕、嫉妒、恨”的“怨羡情结”。①在“怨羡情结”深处，是现代知识分子复兴民族文化的道义责任和精神焦虑。一方面，一些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国外“求新生于异邦”。另一方面，启蒙者们抛弃高高在上的“庙堂”文学，试图在民间寻找文化的自我更新因素，寻找华夏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找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文化平台，神话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头，取得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权力地位，在“国故”整理中，神话由此“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中国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发展源头的“圣书”。一、“浮出历史地表”的民间文学近代以来，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在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在试图寻找获取中西平衡的自我文化因素，比较中西学术之长短，他们发现民间文学具有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民族性特点。严复受到“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的启发，提出了搜集、研究民间文学的主张，虽说民间隐藏着许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低俗文化，但是，民间也潜藏着中国文化的精华。黄遵宪提出“考国俗”的主张，认为民俗是民族文化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指标，是民族文化自我确认的标识，应该注重民俗在社会底层思想启蒙中的作用。晚清学者们对民族文化整体的重视，使民间文学具有了不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它的人民性和大众性特点，使民间文学被看成是民族文化的源头。夏曾佑认为民族幼年的文化风俗在远古神话传说阶段就已经形成了，在文化流传与迁徙中相对稳定被保留下来的文化风俗，决定了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特点，这是应该被重视的文化。蒋观云也从相近的神话传说中得出中国各阶层都是一个人种，拥有共同的风俗和基本相近的道德、宗教观念。在这样的认识观念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大大提高了民间文学、特别是神话的历史地位，认为它具有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学艺术的多重文化内涵,应该利用它广泛深厚的民间基础，在对原有文化加以改造的基础上，使之变成具有近代启蒙性质的民族新文化。渴望民族复兴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也引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侧目于民间和民间文学。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以《歌谣周刊》为中心，开始对民间歌谣、神话、传说等进行初步的整理、研究，并且在对这些歌谣的搜集整理中，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即某一类型的歌谣有一个共同的母题，有些母题就源自民间神话传说，而顾颉刚对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说的整理，为之后出现的系列对民间神话传说的整理起到了引领作用。1927 年《民间文艺》在中山大学创刊，董作宾在《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的创刊词中指出“我们所谓的文艺，不限于韵文的歌谣、谜语、谚语、曲本、唱书等等，凡神话、童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等等皆是。”[1]他还郑重指出，在欧美和日本，有关神话、传说、谣谚、谜语等都有鸿篇巨制的研究文章，我们中国重视祖宗文化，但是却忽略了我们文化的出发点，应该补足这一课，这也是未来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谢六逸还将日本的神话和民间传说翻译过来，以期指导中国民间神话传说的整理。自清末以来出现的民间文学热潮绝非单纯的以“民俗”和“民间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在对民间文学祛魅过程中的一种新的赋魅，它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新文化运动启蒙者共同的文化认同心理，成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儒学和西化文化之外的第三种文化选择。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除了在民间搜集活生生的民歌小调、神话传说外，还调转潮头，来“整理国故”，他们对“国故”的整理摆脱了过去文人为入世而学的功利目的和单纯的个人爱好，不再借传统的亡灵以复古为目的，而是贯穿着启蒙先驱者对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崛起的希望，是以区别于“求新生于异帮”的新的价值导向，以建立起新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为根本目标。1921 年胡适在东南大学演讲时，提出研究“国故”的终极目的是要使中国的年轻人建立起必要的历史观念，只有系统地了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才不至于出现一知半解的自高自大或自卑自贱的文化情绪。“国故”的整理、研究以“求真”为目的，追求“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的实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