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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房价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 　　[摘要]本文用2001―2010年中国31个省级地区的住宅商品房数据，以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支出比重、房地产行业的国家资本金和保障房投资额三个指标来度量政企合谋，并结合需求和供给因素，考察了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我们发现，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支出比重、房地产行业的国家资本金与房价显著正相关，而经济适用房投资额没有对房价发挥平抑作用。本文的分析表明，控制房价的根本途径在于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改革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 　　[关键词]合谋；地方政府；房价；土地财政 　　[中图分类号]F2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1-0050-13 　　房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自从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特别是1998年居民住房分配改革以来，中国各地的住宅商品房价格一路上扬。图1表明了1995―2010年全国住宅商品房的平均价格。在1998年的平稳上升之后，2003年之后房价开始急速上升，2010年平均房价高达4725元/m2。我们计算了房价占居民消费水平的比例，发现在过去的15年里，这个比例一直高达5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居民一半的消费都花在住房上。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房价占比是相当高的，也因此，高房价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严重问题之一。 　　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让房价回归到普通居民可以承受的合理水平，中央政府先后推出了对房价的调控政策。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提出了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八大措施（即著名的“国八条”）；同年4月27日，国务院再次提出八条措施调控房地产市场，被业界称为“新国八条”；2006年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提出被称作“国六条”的六项房地产调控措施；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颁布了八条房地产调控措施，首次要求各地政府对居民购房数量进行限制（即“限购令”）。在这轮被称作“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下，全国70个大中城市几乎都实行了限购令，但效果并不显著，部分城市房价仍在上升。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当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多次进行严厉的价格调控时，为什么各地的住房价格依然居高不下？而中央政府对其他商品价格（例如石油和蔬菜价格）却能有效地调控。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央政府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威，掌握着地方政府负责人的任免大权；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严重受到政府干预的市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影响。现有的文献仅仅从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宏观政策的角度对中国当下的高房价现象进行了分析，从而无法解开上述障论。 　　关于中国房价的现有研究可以概况为三类：第一类研究认为供求关系导致了目前的高房价。例如，梁云芳、高铁梅发现，人均GDP和预期在短期内对房价影响较大。况伟大使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也发现居民的预期和投机对中国城市房价的波动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邹至庄、牛霖琳通过利用1987―2006年的城镇化数据，发现住房价格可以由人均收入和建筑成本的变化来解释。陈晨、傅勇发现了类似的原因。卢驰文还发现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供给导致了高房价。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讲，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问题是，控制了土地供应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不通过增加土地供应（例如，允许集体土地进入二级市场）和减少商品房需求（例如，增加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来降低房价呢？显然，如果不能理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无法解答上述问题。第二类文献认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拉高了房价。韩莉和龚启圣（Han and Kung）认为，地方政府会将努力配置到税源更多的行业，以便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并用1999―2005年地级市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吕冰洋、聂辉华指出，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之后，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必然会刺激可以征收双重税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房地产业。李勇刚、李祥证实了财政分权和高房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吴锦华认为，近年来我国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过多，特别是2008年中央出台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导致信贷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徐建国认为，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利率偏低，进而产生了大量投资性购房需求，并最终推高房价。第二类观点同样面临挑战：如果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了高房价，为什么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中央政府不调整其政策？第三类观点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框架，认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合谋（政企合谋）才是中国高房价的根本原因。例如，苏福兵、陶然认为，为了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