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伦理学的“道德政治”路径研究_千里马论文.docxVIP

　康德伦理学的“道德政治”路径研究　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中，道德与政治是一体的，都统一在善的目的论下。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内含着伦理学与 政治学，实践理性的推理既能运用到个人的德性生活中，又能运用到城邦的公共生活中。从霍布斯以来，这种整体性的关系逐渐被打破，霍布斯将亚里士多德的“人 天生是政治动物”的“自然正当”替换为建立在自我保存之上的“自然权利”。权利的正当性基础发生了转移，霍布斯奠定了“非道德”的“现代政治”，建立了 “利维坦”的国家理论。随后，洛克继续将霍布斯的这种“自然权利”发展为具体的“财产权”。卢梭看到了霍布斯和洛克所奠定的现代政治的非道德性，他指出 “人天生是自由的，而无处不生活在枷锁之中”。在这种非道德的现代政治中，人其实是不自由的，人受到所谓“自然权利”的“利益”和“欲望”的支配，失去了 人作为道德人的自由。卢梭对现代政治的批判，直接影响了康德，使得康德重新反思道德基础问题，在先验的道德形而上学层面上为正当性概念奠基，并在此基础上 发展了法权的形而上学和德性的形而上学，于是形成了他的正义理论和德性理论。因此，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更是整体性的，是在道德形而上学层面对人性、道 德和政治进行的反思和奠基。　一、理解康德伦理学的困难：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系问题　在康德的伦理学中， 虽然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都包含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下，但其道德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张力，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呈现为一种复杂的内在关系。对于这 个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在康德哲学阵营内，还是在政治哲学的讨论中，长期受到批评和忽视。在对康德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最为严厉和苛刻地体现在两个 思想家中，即黑格尔和阿伦特。黑格尔将康德的道德哲学批判为抽象的“为了义务而义务”的形式主义;而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对康德法权哲学的批评则更 加尖锐，她将康德的政治哲学形容为“康德晚年心智能力衰退”的产物，无法与康德的其他作品相比肩，更无法称为康德的“第四批判”。特别是在康德的三大批判 的光环下，康德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第四批判”所遭受到的批判大于研究，研究者更关注康德的先验哲学，将其道德哲学也仅仅作先验解释，而忽略其道德哲学 的内在政治主题。因此，无论是在康德的反对者阵营还是研究者阵营，都缺乏对康德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与他的整个先验哲学，特别是其中先验道德哲学史的关系研 究。值得一提的是，批判者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康德晚年的几篇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论文,对其重要的一部分政治哲学著作《法权论?(《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 部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与其早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和《德性论》等著作的内在理论关系。　加之康德文本自身和思想的模糊性和含混性，进一步加剧了康德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内在关系论证的困难，这成为康德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在康德的不同时期的文 本中，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微妙，显示出“合”与“分”的关系。在康德早期的文本《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道德与政治在更广泛的道德 (sitten)中，将义务划分为具体的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共同构成了康德的完整的义务体系。在其晚期的文本《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将道德形而上学划 分为“法权的形而上学”和“德性的形而上学”两部分，即《法权论》和《德性论虽然法权的形而上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但康德通过实践的内在自由和 外在自由的划分及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区分，开始有意识地将道德和政治界分。在其历史哲学著作中，特别是《永久和平论》中，康德以“永久和平式”的方式再一次 回应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康德分别“从永久和平的观点论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分歧”及“根据公共权利的先验概念论政治与道德的一致性”。因此，康德的不同 文本甚至同一文本中，似乎也交织着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正像一些康德批判者提出的，在康德那里，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是矛盾和含混的。虽然康德将《法权 论》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但其并未直接对《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道德形而上学》两个文本的关系展开直接论证，只是一些隐藏的论证，于是会给一些 学者造成模糊、矛盾和混乱的印象。可,见，造成康德伦理学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困难，也与康德自身的论证有关。如康德法权哲学的专家墨菲就提出过这样的疑问： “在此，虽然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合乎道德的，但是在康德主义哲学的框架中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尽管我们可能会为这种道德权利观念喝彩，但是我们同时 也不太清楚这种道德权利到底是从康德道德体系中的哪些前提中推导出来的。康德并未尝试从绝对命令中推导出这种道德权利。我们很难弄明白康德为什么没有这样 做，因为这种推导看起来似乎很容易。”　尽管对康德政治哲学存在以上所说的批判、忽视其自身的内在困难，但康德政 治哲学和法权哲学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