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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监视居住司法实践问题研究 　　监视居住作为我国刑事司法的强制措施之一，一直是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界争论最为热烈的焦点，2012年修改的新刑事诉讼法也对该制度也作为较为重大的修正和完善。然而，在经过几个月的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发现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本文即是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角度出发，就目前监视居住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试图寻求一些具有实际操作性和合理性的完善建议。 　　一、监视居住制度的相关规定 　　监视居住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具体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的，命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住所或者居所并对其活动予以监视和控制的一种强制方法。它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项特有的诉讼法律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制度做了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具体包括明确规定了监视居住不同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必须是符合逮捕条件并且具有法律规定的法定情形的才可以适用监视居住，实际上是提高了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再如“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这样的规定对打击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有重要的意义；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现象，规定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可以折抵刑期，从而有效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等等，这些新增加或修改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之前监视居住制度存在的许多问题，但是监视居住仍有许多问题亟需解决。下面本文将着重对目前司法实践中监视居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完善意见。 　　二、目前监视居住制度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 　　（一）“住处”和“指定居所”界限不明确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98条规定：监视居住的“住处”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市、县生活的合法住所，“指定居所”是指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为犯罪嫌疑人指定的生活居所。但是，即使有了这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监视居住的“住处”的理解和适用仍存在着混乱的现象，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仍然没有明确“住所”和“指定居所”的内涵和外延，具体的来说就是指“住处”和“指定居所”的具体空间范围该有多大？对于性质、社会危险程度不同的案件不区分其活动范围是否合适？这些问题在这次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进行解释，导致监视居住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出现混乱的局面。 　　（二）监视居住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虽然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责任，但是规定得比较笼统，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检察机关监所部门虽然承担了对监视居住的法律监督，但是因为没有实质性的处罚措施和手段，导致监督也只限于口头或书面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式，尤其是对检察机关自己侦查的案件的监督上，因为监督者与被监督对象属于同一机关内的部门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为了部门之间的和谐，这种监督更是流于形式，无法实际监督到位。此外，监视居住不属于羁押性强制措施，不属于国家赔偿的系列。当被监视居住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后，其权利救济途径也存在很大的欠缺，如办案机关超期或违反指定执行场所进行监视居住的，被监视居住的对象可向哪个机关申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违法办案人员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对于实践中，对侦查机关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行为的法律监督也很难到位，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请辩护人的权利很多时候执行机关也会以案件重大、案件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等各项理由拒绝，严重侵害了嫌疑人的权益。 　　（三）监视居住执行体制不完善 　　我国刑诉法规定执行监视居住的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且公安部制定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明确规定，监视居住只能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或指定的居所执行，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相羁押，不得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留置室或者公安机关其他工作场所执行监视居住。在实践中，依然存在部分公安机关将把拘留所、留置室作为监视居住的地点，或在不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件下，指定专门的宾馆、招待所执行监视居住，并派人进行全天看守，讯问场所与生活区域不能完全分离，有的甚至仅一墙之隔，将监视居住变成了变相的拘禁，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此外，对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来说，因为检察机关没有执行监视居住的权限，在办理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犯罪案件过程中只能委托公安机关执行，然而，公安机关由于警力不足等原因，不愿意执行甚至拖后执行，进而时常影响了案件的侦查。 　　三、完善我国监视居住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界定“住处”和“指定居所” 　　监视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