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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国际舞台，探求中国音乐学科发展 　　中国音乐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随着“中国梦”这一概念的提出，中国音乐界迎来了一次大发展的机会。中国音乐学科的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是音乐教育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中国音乐的未来，也关系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本刊以“艺术教育中国梦――音乐之梦”为专题，采访了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贾达群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张晓梅教授及蒯卫华老师。他们分别就音乐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问题发表了观点和意见。本文主要对这些观点和意见进行综述，以飨读者。 　　中国音乐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一、音乐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音乐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西方始于19世纪下半叶。1829年德国学者J.B.罗基尔首次提出音乐学这一概念，1835年A.加蒂也提到了这一概念，但二人并没有对“音乐学”的具体研究内容做较为详细的论述。其后，奥地利音乐学家G.阿德勒将音乐学研究中历史的研究和系统的研究分成两个部分，并把它们各自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列成图表，体系音乐学和历史音乐学组成了西方音乐学研究的两大流派，共同建构了西方音乐学学科的整体构架。音乐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从那时至今，西方音乐学已走过100多年的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音乐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在张晓梅看来，从建立到如今，中国音乐学大体经历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奠基时期。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学科的理论研究起步比较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一篇专论音乐学科理论的文献为萧友梅的《音乐的定义与分门研究》，在这篇文章中萧友梅第一次提出了音乐研究的若干门类：乐谱、乐典、和声学、对位法、作曲法、音乐形态学、音响学、音乐心理学等。1920年，萧友梅在《乐学研究法》中，明确提出了“乐学是研究音乐的科学”，对音乐史、音乐美学等做了详细的阐释。1939年冼星海发表了《民歌研究》，1948年吕骥发表《中国民间音乐提纲》，成为中国音乐民族学学科理论大厦的基石，特别是吕骥的文章，对我国后来关于民间音乐的普查、收集、整理、研究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阶段：开拓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17年，音乐学科的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此阶段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阶段：空白期。1966年至1976年，由于受到“文革”影响，音乐学科建设一片空白。 　　第四阶段：发展期。改革开放以后，音乐学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一方面，打开国门，积极翻译，引进国外音乐学科理论资料文献，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音乐学科理论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音乐界对音乐学科理论建设日益关注，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拓展。 　　第五阶段：平稳期。90年代以来至今，人们没有停止对音乐学科的研究，但在态度上更为谨慎和冷静，表现出一种重新思考的征兆。 　　二、中国音乐学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对于中国的音乐学研究者来说，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面临的是一段艰辛而漫长的路程。但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中国的音乐学还很年轻。在这个学科的一些领域，我们同当代西方音乐学的最高成就相比，是存在距离的，特别是在“创新”这一点上，我们任重而道远。张晓梅认为在中国音乐学的创新上，我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实现各子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二是加强中西方音乐的相互沟通，吸取西方音乐学研究的精华，更好地为中国音乐学学科研究提供养分；三是加强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之间整体性研究；四是不应该忽略音乐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性研究。因此，中国音乐学学科“创新”建设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长期的时间和精力，扎扎实实地去研究。 　　同时，张晓梅还指出，中国音乐学要想不断地发展，树立正确的音乐学人才培养目标十分重要。而要明确中国音乐学人才培养目标，目前，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音乐学人才的内在素质和知识结构。当前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掌握音乐作品的数量过少，欠缺必要的音乐欣赏曲目。音乐学专业的音乐作品欣赏应该具有不同于其他课程的特点和功能，要能够整体把握与全方位体验、审视音乐作品音响文本，在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上使各种理论得以融会贯通。充分发掘音乐学专业音乐作品欣赏所独具的丰富内涵，回归音乐艺术的感性并建立内在的多元格局，将对于音乐学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音乐学教学中具体问题的探讨。音乐学人才培养与教学方法的思考强调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现在很多学生过分依赖老师，这对学生个体的自由成长是不利的。我们应该树立新的人才培养观，建构起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即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参与探求新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