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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中秦律佚失原因蠡测 付志杰 李俊方 （长春师范学院图书馆，吉林长春，130032） [摘要]《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使秦律研究成为可能。《张家山汉简》发现后，秦汉律关系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思考上述问题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如此重要的法律，为什么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里却很难找到一鳞半爪，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本文试图从汉对秦政批判、法律儒家化等方面，揭示秦律在传世文献中佚失的原因。 [关键词] 秦律 佚失 儒家思想 一、问题的提出 法家为指导思想的秦朝以法律繁苛著称于世，《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引起学者们更大兴趣的是这些繁苛的秦律不仅与发现的张家山汉律有许多一样的条文，而且与“一准乎礼”的唐律也多有对应之处。梁治平认为“秦汉之法即使‘纯本于法家精神’，内中亦有许多基本上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不但表明儒法两家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而且也表明了它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特别表明了汉民族于秦汉两朝数百年间，为完成历史转变，共同建构新价值体系所作之努力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秦汉律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表明秦律的地位是重要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与唐律的多有对应之处，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如此重要的秦律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却难觅踪迹，这和汉律遭遇大相径庭。根据《隋书·经籍志》，汉律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散佚，但是汉律辑佚工作却很多，早在南宋就有王应麟的《汉制考》。清代到达一个巅峰，薛允升的《汉律辑存》、杜贵墀的《汉律辑证》、张鹏一的《汉律类纂》、沈家本的《汉律摭遗》等。即使民国时期程树德的《九朝律考》，也是以《汉律考》开篇。 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有影响、数量大的秦律在史籍中的佚失，难道仅仅是因为年代的久远，恐怕无法自圆其说。因为秦汉两朝紧密相连，汉律存留不少而秦律却无影无踪。历史筛选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透视那个时代，从时代和人们需求的角度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汉律在继承中变革 1．汉承秦律 汉律继承秦律不仅从《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的联系中看到，而且文献也有记载。《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到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刑法志》：“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益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法九章。”虽然改朝换代，“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己内在的基础中例如从‘意识形态’中，获得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 朱熹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在讨论继承的同时，“约法三章”的细节不应忽视。“约法三章”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从秦朝被推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奏响了对秦律否定和变革的乐章。在这种主旋律下秦律的命运就不难想象了。 2．司法矫正 汉初统治者思想的转变首先在司法领域得到敏感的反应。《史记·曹相国世家》：“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汉书·高后纪》“孝惠高后之时……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闱，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曹参、吕后、惠帝在社会转型期的引导与示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张释之处理惊马案与盗杯案和秦朝的苛酷大异其趣，就是最好的证明。《汉书·张释之传》载：张释之判惊文帝马的人罚金，文帝以为处罚过轻，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已下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杯……当弃市”，文帝怒，欲族诛，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基。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 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 汉景帝继续反对施法苛酷。《汉书·景帝纪》：景帝中元五年，“诏曰：……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联甚怜之。……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这一时期承秦法又矫秦法弊的法制特点，有一个生动的描述，虽含玄理亦是真实，“有法无法，因时为业。” 3．法律变革 汉承秦法后，在司法矫正的同时，开始了法律的变革，废除秦的苛法与酷法。《汉书·惠帝纪》：“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更民者，除挟书律。”《汉书·高后纪》：“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师古注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过误之语以为妖言，今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