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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本质特征的共同性及其具体形态的多样性 ——兼评中西文明“皇权专制”与“契约权利”二元对立说 庞 卓 恒 提要：否认封建社会形态的普遍性和中国存在过与西欧同一性质的封建社会的学者断言，把马克思的“封建”概念扩大成为“教条化的泛封建概念”，并认定战国秦汉直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造成了概念的“错位”和“混乱”；并认为中国是“皇权专制主义”社会，与西欧以“契约关系”为前提的领主附庸制社会根本不同。本文证明，这样的论断导致根本否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说不通，在历史上也没有史实依据。 近年来，在关于封建制度或封建主义的讨论中，一些否认封建社会形态的普遍性和中国存在过与西欧同一性质的封建社会的学者断言，“在马克思笔下，feudalism一词几乎未见用于西欧之外”，即使有时把封建制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历史阶段，那也是“显然受到古典进化论的影响”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视西欧封建制为特例”的。这些论者由此断言，列宁、斯大林把马克思的封建社会概念扩大成为“教条化”的“泛封建”概念，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又把那种“教条化的泛封建”概念搬到中国来，断言战国秦汉直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造成了概念的“错位”和“混乱”；并且断言，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是“皇权专制主义”社会或“东方专制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的一“契约关系”为前提的封建设社会。 本文将证明，这样的论断在理论、方法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史实依据的。 一、应该看到封建社会本质特征的共同性及其具体形态的多样性 “在马克思笔下”，封建制度绝不是仅仅存在于西欧中世纪的独特形态。如李根蟠指出：“事实上，除了西欧的封建社会，马恩还谈到地处东亚的日本的封建制度，领土主要在西亚的土耳其的封建制度，地处东欧的波兰的封建制度，领土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的农奴制等。如果说，日本的封建制度还可以解释为西欧式的话，那么，马恩在其著作中数十次提到俄国的农奴制（这无疑是封建性的生产关系），并没有说它是西欧式的封建制度，哪怕是一次！” 否认马克思的“封建”概念含义的普遍性的论者，抹煞了马克思笔下的“封建”概念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封建”概念的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马克思从一开始提到“封建制”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或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待的，不是像非马克思主义论者那样仅仅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或农奴制、庄园制之类的具体的经济形式。因此，马克思在谈到封建制度或封建社会形态时虽然较多地谈的是西欧中世纪的“罗马—日耳曼封建制”，但他总是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结构上去揭示封建社会形态和与之同类的社会形态本质上的共同性及其具体形态的多样性。其目的自然在于要从多样性中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发展的特殊的规律性。他写道：“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和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究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马克思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辨识社会形态内在本质的本体论和方法论：首先要从“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中认清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由此“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在那个“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的经济基础”上，“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和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究无尽的变异和程度羌别”，由此会产生出多种多样的“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和“独特的国家形式”；但只要把握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性质，就能从多样性的表现形态中辨识出共同的内在本质、共同的演进规律和不同国家各有自身特点的特殊规律。 正是基于这样本体论和方法论，在马克思看来，“罗马—日耳曼封建制”的具体形态虽然只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欧，但是从生产力和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来看，它和其他处在“大体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上（小生产农业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具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如他所言：“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