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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主刑辅之于依法治国的现代借鉴 　　摘 要：“德主刑辅”是儒家法律思想的经典命题，而且是传统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对古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考察“德主刑辅”的历史发展，以现代视角审视其基本内容，为依法治国的不断完善寻找可资借鉴的传统本土资源。 　　关键词：德主刑辅；依法治国；明德慎罚；德治；明刑弼教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039-03 　　“德主刑辅”不仅是儒家法律思想的经典命题，而且是传统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对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到了近现代，民主法治成为时代主旋律，“依法治国”成为奋斗的理想目标。人们在强调和倚重法制作用的同时，出现了轻视、弱化道德对社会的引导、调节作用的倾向，“德主刑辅”因不合时宜而被视为腐朽、落后的代名词，被遗弃。这样的现实加重了人们对法制作用的依赖，似乎只要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就可以顺利建立起来。然而，三十年风雨兼程，法治之“法”可谓硕果累累，但法治之“治”却依然长路慢慢。“法”多“治”少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隐忧[1]。审视问题的所在，蓦然发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一味遥望西方是没有出路的，应该更多地尊重传统，恢复并重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无疑，“德主刑辅”所蕴含的法律智慧对于当下法治社会的实现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德主刑辅之历史考察 　　中国传统“德主刑辅”萌芽于西周，形成于春秋，确立于汉，发展于唐，继承于明清。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德主刑辅”经历了明德慎罚―重德轻刑―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发展轨迹。这一发展轨迹是德刑关系由分离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是德不断被强化的历史过程，亦是刑罚地位、功能不断被提升的历史过程。 　　1.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是“德主刑辅”的先声。商朝灭亡以后，西周的统治者“监于有殷”（《尚书?诏告》），认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统治者要“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从“以德配天”的思想出发，周公提出“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尚书?多方》）所谓明德慎罚，是指治理国家一方面要推行德政，弘扬德教，另一方面要谨慎使用刑罚，对民众要以劝说、教化为主，不要一味使用刑杀。“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首次凸显了德在统治中的地位及其对刑的规制。 　　2.孔孟的“重德轻刑”思想标志“德主刑辅”初步形成。在继承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系统的“重德轻刑”思想。孔子认为，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刑罚无法起到重建社会秩序的作用，最多达到“民免而无耻”的效果。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实行道德教化。《论语?为政》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孔子看来，道德教化是社会秩序的最佳维持方式，可以使人达到“有耻且格”。当然孔子并没有完全否认刑罚的作用，当他听说郑国统治者出兵镇压盗贼者时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可见，孔子既主张道德教化，也不反对刑罚，只是在“德”“刑”之间，孔子表现出明显的重德轻刑倾向。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重德轻刑”主张。孟子所处的时代，战争更加残酷而剧烈，德与刑的关系更为疏离，孟子强烈期望用道德来治理国家，用德来驾驭刑罚，使德居于刑之上，他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他主张以德服人，先德后刑，“省刑罚”，反对严酷刑罚。与孔子相比，孟子对于不顾人们死活的好战分子和杀人越货行为，主张“重刑”，甚至“不教而诛”。 　　3.荀子“隆法重礼”思想是“德主刑辅”的一朵奇葩。荀子认为，治理天下的最好办法是德政和教化，但是他并不否认刑罚的作用，相反，他主张“隆礼重法”，认为“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荀子?议兵》）。可以说，“德礼政刑”相互为用的思想在孟子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与前人相比，荀子更加关注国家治理制度的建设。荀子对传统之礼（被制度化的德）进行改造，抓住礼“分定”的功能，揭示礼的法属性，并对法进行了礼的改造，提出“礼法”概念，从而沟通了德与法的关系。荀子虽然贯通了礼法，主张“隆礼重法”，但是依然坚持礼法有本末之分。孔孟的“重德轻刑”与荀子的“隆礼重法”标志着“德主刑辅”的初步形成。 　　4.董仲舒“德主刑辅”学说标志“德主刑辅”正式确立。西汉中期，黄老思想已无力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统治者苦于寻找恰当的国家治理方案与统一的意识形态工具。董仲舒应时世所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传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