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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事判决的合法性 　　摘 要：法制化时代背景下，虽然法官素质日益提高，但民众建立法律信仰却十分缓慢。社会上涌现的佘祥林案、刘涌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等，恶化了社会民众的法律信仰，加深了民众对刑事判决合法性的质疑。与其他法律相比，刑法更容易受主权国家的政治传统、意识形态、道德风俗的影响。在公众权利意识增强、社会结构调整、利益格局剧变的转型时期，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适用应当谨慎、标准。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刑事判决合法性危机现状，提出部分建议，以期望能为化解刑事判决合法性危机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刑事判决 合法性 程序正义 刑事被害人救助 量刑 　　一、刑事判决合法性 　　刑事判决合法性是指刑事判决具有赢得公众认同和服从的内在价值与客观上获得公众认同和服从的经验事实的有机统一。① 　　尽管学者对合法性理论进行深入探讨，但并未将刑事判决的合法性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问题予以专门研究，并就刑事判决合法性得出统一的评判标准。在神权社会，人们崇拜和信仰神意权威，用极端的手段摧残身体来看其能不能接受考验，并以此作为判断其清白与否的标准。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的发展，人们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刑事判决合法性的评价标准趋于理性、科学。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司法实践中逐渐接受以经验型和规范性评价标准的统一形成的标准来评价刑事判决合法性。经验层面是指刑事判决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服从，规范层面是指刑事判决要符合社会一般大众的正义观。 　　二、我国刑事判决合法性的危机及其原因 　　（一）我国刑事判决合法性的危机表现： 　　1 刑事案件上诉、申诉、上访事件层出不穷 　　理论上，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审三方的法律地位平等，但实践中，检察院法院是一家，法院轻视律师的无罪或者罪轻辩护，注重公诉机关的有罪指控。在案件的刑事判决出来后，很多当事人选择上诉或者上访，认为只有最高机关的判决才能接受，缺乏安全感。 　　2 司法不独立 　　司法权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调整利益格局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保持其独立性。但现实中，法院的经费附属于地方行政机关，上下级法院之间牵制较强且刑事判决容易受社会舆论影响，法院难以客观公正地做出判决。 　　3社会民众对公检法机关的不信任 　　公检法公职人员越权、腐败案例，行政干预司法事件使得公检法机关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形象越来越差，判决执行难等导致公众对司法功能越来越不报以期望。 　　（二）导致刑事判决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1审判程序不严格。表现在：⑴起诉状一本主义的缺失。在我国，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侦查后移交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很明显，检察机关对移交的案件的掌握情况不一定全面，而且公诉方注重对被告人的定罪、寻找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基本不关注利于被告人量刑的证据。此外，辩护律师得不到尊重，辩护意见得不到认可，处于弱势。⑵程序正义的缺失。刑事案件中，被告希望减轻甚至免除责任，受害方希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加大对被告人的处罚力度，利益诉求的对立导致无法实现实体正义。但实体正义是公众评价刑事判决合法性的重要尺度，在无法达到期望值时大众必然更加重视，程序对实体的保障，努力实现实体正义。一般情况下只要程序正当合法人们相对容易接受刑事判决。 　　2 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致使判决丧失正当性 　　法院应依据事实证据做出公正的行裁判，但是佘祥林案折射出很多问题。佘祥林在庭审中说明自己被刑讯逼供，法院不仅没有彻查被告被刑讯逼供，而且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任然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检察院对被告人主张的刑讯逼供本应当予以充分的证明，但实践中法院几乎一致的回避当事人提出的刑讯逼供这一话题，把这个棘手的难题抛给被告人，很难让民众对判决信服。 　　3社会舆论的压力与专业审判的冲突 　　社会舆论逐渐从事后监督走向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对刑事判决的形成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社会舆论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朴实性和主观性，缺乏专业客观的评判标准。社会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司法实践的原因在于迫切希望看到公平正义。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院的判决以舆论为导向，民众的法律信仰不断淡化。 　　三、消除刑事判决合法性危机的初步构想 　　（一）刑事案件判决书的标准、灵活、人性化书写 　　在许霆案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1次判决中用了不到300字就将许霆定性为盗窃罪并判处无期徒刑。在第2次判决中，用1600字解释了为什么判处盗窃罪以及改判五年有期徒刑，同时对许霆的律师的观点不予采纳予以详细解释。而后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中更是用了将近3400个字，全面分析了许霆的行为符合犯罪概念的三个特征、许霆盗窃的柜员机的特殊性、盗窃行为的偶发性等特点，并得出判处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②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做到遵守刑法，又不激怒民众，较好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