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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与身体 　 在后现代的文化转型中，身体这一景观凸现了出来，身体作为主体的欲望可能性再次被美学家肯定，欲望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建构着身体的本身，纯感性成为身体美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犹如语言型文化的抗争、退缩与让渡一样，信仰身体与诗性身体被后现代主义美学悬搁，感性的狂欢吞噬着日神精神，精神自由与人的终极关怀似乎被肉体本身的快感替代，在回至Ⅱ身体本身的喧嚣声中，作为艺术表征的想象是否还存留着生存的空间? 　　 　　想象存在的可能性 　　 　　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当今时代也许是一个空间的时代，我们都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列的时代，一个远近的时代，一个共存的时代，一个散播的时代。”[1]世界正经历着由点线连接编辑而成的网络版的生活，而非什么随着时间而发展的伟大生活。也许在这一时代，文化转型、身体呈现本身标志着的精神审美的退缩，就“发生在时间的忠实传人和空间的强悍居住之间”[2]。图像时代的到来，必然导致视觉艺术从精神境遇回缩到身体感官的快感上来，原始美感的产生与效应成为我们大众追随的对象，机械复制的现代性，信息技术的后现代性，使身体的直接呈现和解读提供了直观的形式，感性化表面化成为可能，反思性的审美凝视“障碍”导致空间的当下获得，图像犹如无根的浮萍，飘浮在符号的海洋中，身体呈现出了自身，在欲望的热情中敷演身体直呈的本身。作为能力和作为行为的浪漫主义想象与存在主义想象被解构、悬置。本质和现象、形象与意蕴、在场与缺席存在的辩证张力被追随尼采的后现代主义美学家们所否定，身体的快感与愉悦成为以身体为对象和从身体出发的后现代主义身体美学唯一的价值取向，这样以来，必然导致审美身体的肉体化。技术化倾向、肉体欲望的满足主要呈现在“食色”的实体满足上，而征服自然满足自身的技术迎合了身体的需要，感性化的人获得了存在的空间，精神的自由和对纯艺术美学的追寻似乎显得无关紧要，从这个意义说，想象似乎已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身体对欲望的可能性的选择，也意味着对身体的其他可能性的拒绝。无庸讳言，对身体本身的关注颠覆了理性审美的垄断地位，彰显感性学的本质，具有开创可能性和回应鲍姆嘉通美学定义的作用。不过，人存在于世界中，具有多种可能性。颜翔林先生认为身体性(主体性)是“生命存在的结构性可能”，“结构性可能”阐释包含如下的理论向度：“1．主体性(身体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流动性概念；2．它由一个系统性结构组成；3．它是充满可能性的生命存在”。[3]这一系统性结构包括五个部分：理性身体，良知身体，欲望身体，信仰身体，诗性身体。诗性主体(身体)作为整个身体的核心性构成，它具有对理性身体的“知识批判和逻辑颠覆的能力，弥散着自我反思和对生活世界不断提问的热情，它以想象力和智慧获得了对于现实的超越，诗性追求可能”[4]。怀疑论美学与身体美学不同，身体美学更多地呼唤自身，而怀疑论美学世界更多的是对欲望、理性和道德律令的颠覆，以想象去建构“虚无”的、自由的、无言的美学世界，但对理性的颠覆的目的是共同的，作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欲望的存在——身体美学完全可以构成一种社会历史的革命性潜能。从身体多种可能性的角度讲，审美超越与穿越为想象留存了应有的位置。脱离心灵的身体知觉能力为想象的再发展开拓了新视域。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维柯认为人类的诗性智慧的起源来自于想象力，想象力是世界最初的智慧。也就是说，在欲望身体到诗性身体的向度上，想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换句话说，没有想象，诗性身体与诗性智慧也就没有存在的可能。然而，纵观美学史，诸多的想象范畴的研究，缺少对纯身体想象的重视，这样以来，导致了知觉与想象的断裂，从康德开始，德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象学开创阶段的想象便进一步跃入精神领域，想象肉体性、知觉性的一面被忽视，想象的精神性的一面被大力张扬。观照虚无，把握虚无也便成为萨特存在主义想象论的极致。这也许对精神审美具有非常态的价值，但在对“回到身体本身”和“以身体为准绳”的呼声里，在身体哲学、身体美学解构“主体”与“主体性”的过程中，具有自然和精神双重特性的想象连同它所建构的理性和诗性，或被颠覆、或被否定、或被放逐。也就是说，在身体美学的视野下，想象似乎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其实，想象力的自然性、肉体性若隐若现。维柯认为原始人只有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正是想象力的极度发达使文明曙光初照时分的文化具有了完全的诗性智慧。弗莱在《论美学》一文中指出，动物和人的生活显然是对感觉对象的本能反应及伴随的情感组成，而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人具有过双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生活，一种是想象生活”[5]。维柯与弗莱间接性地肯定了自然性、肉体性的想象置于诗性智慧与精神性的想象生活的作用，正如萨特所说，“人之所以能够从事想象，也正是他是超验性自由的人的自由的必要条件”[6]。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