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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贫困问题的伦理分析 　　摘 要：马克思早期已经接触到社会贫困的现实问题，并在社会贫困根源的分析中，阐述了许多经济伦理和制度伦理思想。首先，在《莱茵报》斗争时期，青年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关系。其次，马克思从人的价值角度继续探讨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关系，指出了人的经济价值与人道价值的关系。再次，马克思从理性主义的法哲学出发，把社会贫困问题归因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从而开辟了对经济问题进行制度伦理分析的路径。最后，在揭示一定社会关系客观性和根源性的基础上，青年马克思进一步为经济与伦理的结合做了丰富的理论准备。 　　关键词：马克思；莱茵报；社会贫困；制度伦理；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037-02 　　1842年4月，青年马克思带着改造社会的理想与热情，从大学校园闯进了更广阔的现实天地，他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很快担任了该报的主编。在这里青年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31。由于青年马克思缺乏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储备并局限于大学时代的自我意识哲学，所以，在这些现实问题上，他总是从理想主义和黑格尔式纯粹理性主义出发去分析和辩论。整个《莱茵报》斗争时期，青年马克思一直尝试从人类理性中寻找答案，他相信：按照“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等人类理性原则设计的制度安排，即代表人类普遍利益的理想国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 　　与此同时，青年马克思又不满于从纯粹思辨的立场去看待问题，使问题变得不切实际、流于幻想。他开始对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感到困惑和怀疑，并在社会贫困问题的分析中萌发了新的倾向――研究物质利益问题并从中寻找现实道路的倾向，唯物主义的倾向。马克思后来在《序言》中回顾说，“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31-32当然，这也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立场的最初动因。 　　一、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关系 　　在《莱茵报》斗争时期，青年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关系。尤其在新闻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中，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87，作者如此，新闻出版行业也是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普鲁士王国的书报检查制度恰恰是“以无思想、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2]122。这时的马克思开始承认物质利益对精神自由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作用。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反对以纯物质利益为目的，而强调坚持精神自由的目的性。他认为人们的生活不能“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2]187，而更应该有自由的、伦理的、政治的目的。作者不能仅仅把自己的作品看作谋生的手段，而更应该把它看作对正义和良心的声援；新闻出版行业也要借助自身的财产自由和行业自由，成为“把人民联结起来的普遍纽带”[2]194并发挥宣传革命的积极作用；而理想的国家也应该追求“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2]118。以此来看，尽管还受自我意识哲学和理想主义的影响，但是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基本理解了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关系的本质。关于这一关系，可以用青年马克思的这段话来做更为清晰、更为具体的回答：“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绝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2]192 　　二、人的经济价值与人道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从人的价值角度继续探讨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关系，指出了人的经济价值与人道价值的关系。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说，“一个人无论被置于怎样的界限内，他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财产则总是只存在于一定的界限内，这种界限不仅可以确定而且已经确定”[1]247。马克思认为，人的价值本质上是内在的作为整体存在的人道价值，财产价值或经济价值只是人的价值的外部的有确定界限的形式，不能单纯追求人的经济价值而漠视本质的人道价值。莱茵省议会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反例：当权者和私有者沆瀣一气，唯利是图而漠视人道价值。莱茵省议会把捡拾枯枝倒树归入盗窃的范围内，这简直就是“把一大批不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2]243在这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获得胜利的是人的外在经济价值，内在人道价值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2]243马克思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批判唯经济价值的伦理观念，人道价值的伦理关怀在马克思后来的整个经济学研究中不断发展深化并贯穿始终。 　　三、社会贫困问题的制度伦理根源 　　马克思从理性主义的法哲学出发，把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