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秘书英才田家英.docVIP

一代秘书英才田家英 李秀芹 田家英(1922～1966)自1948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毛泽东秘书长达18年之久，其间，还先后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1956年9月毛泽东曾对称赞“八大”开幕词的人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1961年3月毛泽东谈到《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由来时说：“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毛泽东审签田家英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时，看得很仔细，还在文中做了很多标记，田家英高兴地对别人说：“我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地方，主席都画了杠杠。”这说明田家英与毛泽东在重大国事问题上心心相印。为此，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几位省市委书记希望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工作时，都被毛泽东拒绝了，他晚：“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即使后来田家英与毛泽东因某些意见不同而被坏人利用，造成田家英之死，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仍然说：“田家英也没什么问题。”实践证明，田家英不愧为一代秘书英才。 神童雄辩，蜚声巴蜀1922年1月4日，田家英出生于四川成都方正街，起名曾止昌。他六岁起读私塾，念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背诵古诗文。11岁考入成都南薰中学，读完初中一年级后，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到长兄开的中药铺里当学徒。田家英13岁那年在当地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得到一点微薄的稿酬后，萌生丁重返校园读书的念头，于是他在第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都县立中学，靠卖文维持学业。这一年，成都文坛发生了一场著名的笔墨论战。一位姓刘的老教授写了一篇论文学救国之道的文章，说“文学欲救国，不得自作主张，非以国府之方略为准不可……”文章发表后，田家英起而驳之；刘教授不服，撰文以争。经过几番较量，因田家英之文立论严谨、论据充分、笔锋犀利、无懈可击，致使对方无言以对，甘拜下风。笔战休止后，刘教授揣度他的论敌可能也是一位学者，或系某左翼作家的化名，特意前往拜识；但见到田家英时却不禁瞠目，原来对手是个年仅十四五岁的中学生!“神童!真是神帝!”刘教授面对一张娃姓脸，连声赞叹。于是，“神童”田家英之名，盛传蓉城学界。此后，田家英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在《华西日报》副刊及其它杂志上发表了《去路》、《九月的歌》、《十月夜记》、《畸零篇》、《纪念“九·一八”》等小说、散文、诗歌和书评，影响遍及巴蜀。他还与几位主张抗口救亡的青年合办了《极光》、《散文》、《金箭》等文艺刊物，并担任《金箭》的编委，《金箭》发刊词已明确提出“全民抗战”、“民主政治”、“各党派联合结成巩固的抗日战线”等进步主张，从这可窥见少年田家英的政治倾向。《金箭》创刊号发表的《(金箭月刊第一次座谈会纪录》中，刊载了田家英的发言，他认为，几位工友主编的《国民日报》周刊《柳絮》是“成都文坛上的创举”，并批评文艺界脱离现实，仍沉浸在“古铜色的梦里”。他的散文《夜街——忧郁的故事之三》，写一对革命青年对“失踪”战友的关切和怀念，控诉了现实的黑暗和残暴。田家英因为参加共产党员领导的“海燕社”、“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组织，宣讲抗日救亡、散发革命传单、声援绥东抗战将士，而在1937年秋季被学校开除。之后，他与几位好友离开家乡，奔赴延安，时年15岁。 抗战檄文，闻名延安 田家英到达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读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又到延安马列学院读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史。毕业后他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教育处干事、中国现代史教员。1941年夏又调至中央政治研究室，先后在经济组、政治组工作。这期间，他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沙漠化的愿望》等许多政论。《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约田家英谈话，指出此文立论正确、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有气魄、有锋芒，文字也是好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点出候方域的政治本质。1943年夏，他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工作。期间先后发表了《从“九·一八”到“七·七”》、《东北历史问题真相》、《“堵河”》等时评，编撰了《民国以来大事记》。1947年初，田家英参加晋西北静乐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作为“土改”运动的一个成果，他根据切实的生活体验，创作了长诗《不吞儿》，在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后，又结集出版。青年才俊田家英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以鲜明的立场、激扬的文字、非凡的文采，在中国解放区崭露头角。 受命信访，心系百姓 1948年10月起，26岁的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上任后即协助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处理信访工作。如1949年秋，他向毛主席报告上海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