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中的三农问题.pptVIP

破解中国 主要内容 现代化与三农：百年难题 (一)现代化与三农：百年难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社会改造和发展问题。 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在古代，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有三农而无“三农”问题。 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和农民便构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 现代化==生产差别（城乡、工农、官民） 现代性==消灭差别（人生而平等）“劳教” 自20世纪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裹挟的大量现代因子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凸显，成为执政者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 科举制1905.9.13 大变局：乡土本位—城市本位；叶落归根-精英外流 突出矛盾：工业国家与农民社会 两种逻辑：现代化目标与农民传统（童工、童农） 中国的政治从本质上看是农民政治。（俄国-石油政治、美国-资本政治） 正是农村和农民问题决定着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和框架。 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理解农民—革命、改革、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 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反复证明：谁抓住了农民，谁就抓住了中国；谁丢掉了农民，谁就会丢掉中国。20世纪三大伟人之伟大，都在于他们提出了解决农村和农民的基本思路。 历史的转折点： 农业税的废除：旧时代的终结 新农村建设：新时代的开始 回顾和梳理历史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以获得有益启示。 (二)破解百年难题：四种视角 (1)制度主义－－以制度重建乡村（制度下乡） (1)制度主义 制度是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起点和归宿。 出发点：利益。 假设：人的生活境况是由制度造成的，改变制度便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境遇。 逻辑思路：制度是一种利益关系的确定和结构化。经济制度造成社会分化，由此形成利益冲突的对立阶级，造成利益冲突的剥削关系是不合理的；为此需要改变制度，重新分配资源和财富；制度更替是资源和财富配置的重要方式，通过制度更替达到社会的理想目标。 在20世纪，制度主义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流思路。 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现代化启动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深受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提出“新村主义”的影响。 毛泽东关注农村和农民，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新村的设想。这一构想敏锐地意识到现代化造成的城乡差距和乡村被遗弃的弊病，将建立以农村为基础，融农、工、商、学、政为一体，人人平等的“新村”作为消除这一弊病的出路。 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制度变革的步伐，这就是组织农民。其原因有二： 一是分散的农民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满足工业化积累的需求，主张先集体化，后机械化； 二是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必然产生社会分化，难以巩固制度革命成果。 集体化包括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共同劳动。毛泽东试图通过扩大组织规模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建设农村。 制度下乡：由国家建构农村 人民公社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组织形式，其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公社制度的积极意义是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提供了制度保障，后果则是农民牺牲太多，由此造成的制度绩效日益递减。 　 农村改革实质上是第二次“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第一次:改变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第二次:改变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80年代以来，农村的土地制度面临着新的问题： 一是土地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仍然是“政策田”而不是“法权田”； 二是附加给土地的负担愈益沉重，出现“土地抛荒”； 三是土地承包的政策效益日益递减，改革被视为“搞活了农民”，“搞死了土地”。 新农村建设仍然有制度变革问题，但主要不是变革现有的家庭经营土地制度，而是附加于土地的户籍、税收等不利农村发展的制度。 制度下乡路径：农村包围城市－－农业支援工业－－农民服务市民＝城乡二元体制—三大支柱：户籍制、农税制、公共品的自我供给制=最可敬的人同时也是最可悲的人　 仅仅围绕生产关系的变革，仅仅局限于土地资源在农村内部的配置，是无法最终走出农村困境的。新农村建设将立足于农户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基本国情，建立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现代农业制度。 制度主义的前提：普遍主义，标准化 事实：两种文明的差异、冲突 (2)文化主义 将文化作为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起点和归宿。 出发点：文化 假设：历史形成不同的文明形态，正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决定其差异性和特殊性，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农村和农民只有追求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才能最终摆脱其依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