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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学史 第一节 经、经学、经学史 一、“经”的含义之演变 （一）传世字书的相关记载 《说文解字? 糸部》：“织也。从糸巠声 。” 段玉裁注：“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 ，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 ——《说文解字注》。 《说文解字? 川部》另有“巠”字，其解为“坙，水脉也。从川，在一下。一，地也。壬省声。一曰水冥坙也。” （二）在古文字资料中的记载。 在现存的甲骨文中，无论“经”还是“坙”字，均没有发现，因此学界一般推断殷商时代尚没有“经”。 “经”、“坙”两字，首见于周代的青铜器铭文。如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晋姜鼎均有“坙”字；虢季子白盘、齐陈曼簋、叔夷钟均有“经”字。 郭沫若先生认为，“坙”为“经”的初字。 其字义是并非书籍之义，而是“治理”、“遵循”、“效法”等义。 ——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 （三）传世战国时期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经典。 《管子? 戒》：“泽其四经”。 《庄子? 天道》：孔子“于是繙十二经以说” 。 《庄子? 天运》：“孔子为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荀子? 劝学》：“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管子》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四经”就是“四术”，即“诗、书、礼、乐”。 《荀子》将“经”做经典讲，又以“礼”与“经”相对应，礼似乎指礼仪而非作为经书的《仪礼》。 《庄子》的《天道》、《天运》篇都属于外篇，也应是后人所作。 所以，把“经”作为儒家编著书籍的解释，应该是在战国晚期。 （四）战国之后：法定经典说 秦始皇统一六国，禁止“私学”，以吏为师，只允许士人学习秦朝的法令制度，但朝廷仍有博士官和儒生； 西汉初期，“尚有干戈，平定海内，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史记? 儒林列传》），对儒家并不重视。当时，指导政治的学说虽已渐被重视，长于治某经的儒生也被延立为博士，但当时博士并不是儒家所专有。 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立“五经博士”后，《诗》（《鲁诗》、《齐诗》、《韩诗》）、《书》、《礼》（《仪礼》）、《易》、《春秋》（《公羊传》）等五书才成为“法定”的“经典”。 二、“五常说”、“专名说”、“通名说”、“文言说”。 （一） “五常说” 《白虎通? 五经象五常》：“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 汉儒相信阴阳五行，以“五常”与“五行”相配，训“经”为“常”，即“常道”之义。 刘熙（东汉）《释名》：“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刘勰（南朝梁）《文心雕龙》：“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结合已有资料，这种解释是比较陈旧的，但是它将“经”比作“常道”，可见西汉以降对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书籍的尊崇，此时的“经”已经成为封建政府所“法定”的“经典”。 （二）专名说 晚晴今文经学派认为，“经”只是孔子著作的专称，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孔子以后的书籍也不能称经。孔子弟子门人所述的叫做“传”或“记”，弟子门人辗转相传的叫做“说”。 只有《诗》305篇、《书》28篇、《仪礼》16篇（《丧服传》除外）、《易》的《卦辞》《爻辞》《象辞》《彖辞》和《春秋》经而已。 这个说法始于鸦片战争前的龚自珍，他在《六经正名》、《六经正名答问》中指出，“六经”之外，其余不得称“经”，应该“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专名说”是今文派的一种主张，把“经”的领域仅限定于孔子的著作，显然过于狭窄，更何况其认定的典籍是否孔子所“着”都还成问题。 （三）“通名说” 晚晴古文经学派认为“经”是古代书籍的通称，并不是孔子的“六经”所能专有。孔子以前，固然已经有“经”；孔子之后出现的群书，也可以称之为“经”。 系统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是章太炎。 《国故论衡》： “经”的本义就是“线”，也就是古代用来装订书籍的“韦编”。“经”、“传”、“论”之间有长短之分，据说“经”的竹简长二尺四寸，“论”长八寸，“传”释为六寸薄。“经”成了群书的通称。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畿服经》，则地志可以称“经”； 《墨子》有《经上》、《经下》篇，《韩非子》的《内储说》和《外储说》另立纲要为“经”，《老子》在汉代被邻氏次为经传，贾谊《新书》中有《容经》，则诸子也可以称为“经”。 总之，“经”是一切书籍的通称，不能占为“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等经籍的专名。 （四）“文言说”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学以骈体文为“正宗”，而骈文源于《周易》的“文言”，凡是骈文的书籍，都可以称之为“经”。而“六经”文章大抵就是广义的骈文，即所谓的“文言”。 清中期的汪中，晚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