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系历史.docVIP

历程篇 第一章 筚路蓝缕 以启伟业（1927-1936） 1919年，严修 1926年6月西方国家的收入税管理ncome Tax Administr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的学位论文1927年1927年9月10日经济学研究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留有很多空白和不足。何廉在回国之初对国内经济学教学的考察过程中，访问了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了解到当时存在的很多问题。 这些大学中担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大多是从英美回来的留学生，他们使用英美的原版教材，或者将这些原版教材择要译成中文讲义。但由于薪俸微薄，这些教师大多在两个以上大学中兼课，甚至兼任京津或沪宁两地的课程，教学负担沉重，无暇研究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难以对教材或教学内容加以更新、补充和修订，因而只能年复一年的照本宣科，讲的全是西方国家的一般情况，与中国的国情不相联系，所有这些大学中连一门涉及中国经济发展和组织情况或农业经济学的课程也没有。 在课程的设计上，大学生进校第一年就进入专业的主课，在随后的学年中，学科越分越细，最后分到很微小的范围，他们所学的课程门类太多，每门都是高度专业化的，加上每门课本身的教学内容往往又都是非常肤浅的泛泛之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在进入社会后，往往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此外，国内大学的图书馆设施普遍不足，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缺乏经验记录和实地调查。 何廉认为，如果一位教师在教课中不能探讨他执教国家当前的经济问题，那不过是空谈而已,作为一个受西方教育的洋学者，首先必须经历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深入中国实际，了解国情、解决难题，然后才能引导学生学会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他们所遇到的更多的实际问题。 因此，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力求实现教学和研究的“合理化”和“中国化”，用所讲授的各门课程的原理来解释中国当时面临的各种实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以他所开设的“财政学”课程为例。何廉首先油印了中国财政中有关封建王朝、民国以来的税收来源和结构、内外债发行情况、公共支出的去向等方面的资料，作为讲课教材的补充发给学生。他还深入社会调查搜寻有关资料，或到出版社尘封多年的书库中发掘，或上门拜访著者以求读原稿；对银行、商行拥有的资料，他通过各种关系去借用或收购；对政府部门的有关存档，则需求助于各级机关以至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一年后他就编了一本新的教材，取代了当时最流行的美国教授卢茨(Lutz)的《财政学》，经过教学的实践和反复的修改，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6年由国立编译馆正式出版，为全国各高等院校财经科系广泛采用，成为当时畅销的教材之一，在以后的年份中多次再版。 按照同样的原则，何廉与他的另一名学生吴大业合编了《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还将费尔切尔德（Fairchild）、弗内斯（Furness）和巴克（Buck）的《经济学》改编得适用于中国大学教学的需要，后交他的研究助手巫宝三和杜俊东整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后，还有方显廷、谷源田的《中国之工业讲义大纲》，刘朗泉的《中国商事法》等著作和教材，亦具有同样的特点。 在编撰教科书的同时，何廉还注意倡导和推动国内经济学术语的标准化。力求保持教学和著作中用语的统一性，在后来他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时，更组织南开所有的经济学教授每两周集中一次，讨论选择经济学的术语，并在内部统一使用。1934-1935年南京教育部国立编译局组织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用语标准化的经济学工作委员会，由全国各大学的经济学名教授组成，何廉担任主席，即在南开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经济学的标准化术语，所编撰的《经济学名词》由教育部公布，经国立编译馆编订，正中书局印行，供各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使用。 由何廉和他的助手重新计算的1912年以来上海和广州物价指数，于1927年夏得以完成并发表。1928年冬，在何廉的主持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开始系统地采集和编撰以天津市场为代表的华北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同时对天津的132家手艺工人生活费支出进行调查并编制了《民国十六至十七年天津手艺工人家庭生活调查之分析》。 委员会还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收集1860年代至1920年代全部海关贸易册中的资料，据此编制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及物物交易率指数(1867-1930)》，该书很快就受到国内外著名统计学者的交口赞誉。 至抗日战争之前为止，南开经济研究所已经相继编制了六种物价指数：中国进出口物价和物量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外汇指数、上海外汇指数和上海证券指数，同时何廉和吴大业等人还就指数的编制原理、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由南开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