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是否可教.docVIP

从“德性可教”到当代德育 人类有了文明就有了教育，有了教育就有了德育。在人类长达几千年的自为教育中，对德育的认识是基于“德性可教”这一命题的提出和探讨。为了深入研究德育的有效性，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思想的演进进行回顾和反思，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有关德育的实践问题。 　　 　　一、古希腊哲学家对“德性可教”命题的追究 　　 　　西方对德性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荷马英雄社会已开始用德性（Arete）一词来指人类任何种类的优点，他们认为人类的德性有两大类：以勇敢及其相关的观念为一类，以友爱、命运、死亡观念为另一类，其中勇敢是各种优点和德性的核心。随后从“智者派”开始，古希腊哲学家据此提出了“德性可教”的命题。古希腊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古代西方第一位“智者”、伦理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egra）认为“人人皆有德性，美德是可以教诲的”，把道德看成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神的意志体现。[1]（P14）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德性可教”的命题进行了发展。美德可以教，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教人以美德？什么样的人可以学习美德？苏格拉底认为，只有“有思考力”的国家统治者和哲学家才能配做美德的教师，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万物的尺度”，具备如“正义”“勇敢”“刚毅”“节制”等美德。然而，受哲学思想和过度崇尚思维的辩证法的影响，当他与美诺的对话结束时，又说：“美德既非自然禀赋，亦非后天习得，而是神赐予心地善良者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并不与理性相随。”这使他滑向了德性神赋的唯心主义境地。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就是知识”的说法虽然过于绝对，解释不了有知者无德，无知者有德的道德现象，但命题本身却揭示了人的德性与知识及理性之间的关系，启发人们从理性和知识的角度来认识德性、改变自己，通过获得知识和深刻思考来达到德性的完善，成为有智慧、有完善道德的人。 　　针对苏格拉底的观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幸福论伦理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atic）指出本性和教育有某些方面相似，认为理智在道德修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智使人能调悉世界与人生，避恶从善，驱除烦扰，进入宁静高兴的精神境界，[1]（P20）强调道德教育和修养的重要性，肯定了人的“德性可教”。德谟克利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有力地批驳了“德性是不能传授”的唯心主义德性观，对以后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柏拉图（Plato）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德性先验论”思想，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各种观念和美德，德性是与人的天赋相适应的品质。他以古希腊的“四主德”为基础，把德性分为“明智”“勇敢”“节制”和“公正”，认为这四种德性分属不同阶层的人，“明智”是最高的美德，属于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哲学王，“勇敢”属于国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国土的保卫者——军人，“节制”属于手艺人和农民，“公正”属于每个等级。[2]（P38）柏拉图虽然承认德性是人天赋的品质，但他同时也指出，德性可以由教而来，更重视后天的教育和训练。他指出，“灵魂的其他所谓美德似乎近于身体的优点，身体的优点确实不是身体里本来就有的，是后天的教育和实践培养起来的”，通过教育可以“把快乐、友谊、痛苦和憎恨都适当地根植于儿童心灵之中”，“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美的境地”。[3]（P49）为了替奴隶主国家培养具有各自德性的人，柏拉图将国家的教育分为四个阶段：3～6岁，儿童在游乐场通过故事和歌唱来影响美德，6～16岁儿童到初等学校通过艺术教育形成节制的美德，17～20岁在青年军事训练团通过“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理论）及体育训练培养勇敢的美德，20～30岁通过“四艺”和哲学培养理智的美德，掌握“善”的本质。柏拉图虽然继承了“德性天赋”的观点，但他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德性可以通过相应课程学习来培养的人，也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德性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人。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认为德性是一种决定我们情感和行动的品质，其本质是“一种中道”，它以人的情感和行动中的适中为标准，参照人的理性加以确定，而符合“中道”特征的德性主要有“勇敢”“节制”“慷慨”“大方”“自主”“温和”“忠实”“机智”“友善”“义愤”“自制”等。[2]（P28）他在吸收先贤智慧的基础上指出：“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而生成，也非反乎本性而生成，而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达到完满。” [4]（P27）他把德性看作是使人达成幸福的一种手段，认为人只要有了德性，就有了幸福的现实活动，就会快乐，就会达到“善”。[4]（P71）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德性，一类是伦理德性。“理智德性大多由教导生成、培养起来的，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3]（27）亚里士多德还从实践的角度对理智德性和伦理性德性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