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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古稀老人的心愿-云南师大附中
一位古稀老人的心愿
陈天权
《北京青年》84、85期刊登了一篇《黄昏老人与希望工程》的特别报道,介绍了关英老师和她爱人郑用熙教授,投入全部积蓄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动人事迹,读后我不禁簌然泪下,为我们的母校曾有过这样优秀的老师感到自豪。
我和关英老师通过多次信,但直到现在还没见过面。照理说,我进附中时她正在附中教书,我应该尊称她为“老师”,但她似乎更愿我们称她“大姐”;她也戏称我们这代附中校友是“年轻的老人”,愿对我们以弟妹相待。
“关英”的名字是和《西南联大希望小学筹款告校友书》联系在一起的。最初我只知道她是筹款活动发起人之一,按《告校友书》的要求给她汇去了我和我爱人的捐款。后来,从收据到一次次捐款小组的汇报、报道都寄自“清华南楼”关英老师的家。我本以为她是联大校友会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怎么也没想到,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联大校友,那时已年逾古稀,还三天两头顶风冒雨到邮局领取汇款,然后回家核对、记帐、开收据。1500多人次,106万元的捐款,一笔笔都经过她的手,光邮寄费就垫付了数千元。她在信中对我说:“姐向你说句心里话吧。一年多来,真是酸甜苦辣都尝过了。我不会理财,又无经济头脑,你能想象管理这笔款的情况?往往因为一个数字不对,从头翻到底。有一次结算时,现金比帐面多100元,我反复查了三天三夜找不出原因,连老头、女儿都动员了,还查不出,只好把700多张捐款收据存根和一张张汇款附言条及捐款人的信核对,才查出了问题……至于被误解、被责备的事也常发生。例如我们是校友自发组织的,收据上没有单位的章,只有我经手人的章。有的校友接到后很生气,‘这算什么收据?这一张破纸算什么玩意?’只能由监督小组一一回答解释说明。”当然,捐款人担心腐败风气侵蚀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谁能想到,关英夫妇省吃俭用,把他们出国探亲积蓄下来的四个月工资5000多元,全部捐献给了希望工程,捐献活动才有了启动资金!
其实,岂止5000元!早在1986年,关英陪同老伴回到他的母校台州中学,发现这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学校,就想为她设立奖学金。当时他们每人月工资不到200元,三个孩子都还在读书。原想待孩子们毕业后再筹集这笔资金,后来为了早日了却这个心愿,1989年,他们拿出全家不足8000元的积蓄,又向亲友借了点钱,凑足一万元,寄给了台州中学。1990年元旦,他们还清了借款,只剩下164.20元。就靠这维持了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他们夫妇,心中一直装着贫穷地区的失学儿童。希望工程实施以后,他们从1991年开始,每年救助一个失学儿童,迄今已坚持六年,结了六个对子。他们把所有的积蓄,不,是把全身的心血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是什么精神支撑着关英老师的无私奉献呢?还得从她的经历说起:
关英,在校名关士英,出生在广东一个医生家庭里,父母给了她受教育的机会。但是,1938年,日本人占领了广州,次年,他们举家迁往香港,而当时正读高中的她却带着弟弟来到昆明,入天南中学读高二,第二年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联大,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理学院化学系,随后她就在附中任了一个学期的化学教员。
从小学到中学,许多同学一个个先后辍学,触动了关英幼小的心灵,使她认识到求学的艰难;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她和家庭失去了联系,只能靠自己养活自己和弟弟。她除了上学,还兼做两家的家庭教师,更使她体会到教育的神圣、求知的艰辛。她牢记儿时父亲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如果说想要富有了再去帮助别人,那你就永远也不会帮助人。”所以,她从1988年离休以后,总想为教育事业、为知识份子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起初,她与几位联大校友想办一所学校,借到两间停车房做教室,联系到为总后培养30名学员,但到注册登记时却碰了钉子。后来他们又想为年老无助的知识份子办一所敬老院,也因地址和经费问题解决不了,只得作罢。
捐建希望小学毕竟可行性较大,但也不是一帆风顺。开始酝酿时,有的校友生气,有的校友害怕。气的是我国失学儿童和文盲比例那么高,而每年却成百上千个亿被吃掉;怕的是腐败风气的污染,捐款被贪污。何况我们这辈人都已进入老年,靠少得可怜的离退休工资生活,能挤出多少?但是,毕竟联大人对教育的崇高、读书的艰辛有着共同的感受、切身的体会,所以,气归气,怕归怕,干还是得干。《告校友书》发出以后,得到了海内外千余名校友的响应,捐献的成果十分喜人。当捐献活动告一段落,四所以“西南联大”命名的希望小学在云南相继落成时,关英激动地说:“尽管我感到累,但我是十分愉快的,我觉得1995年是我离休以后生活最充实的一年。”
关英老师在附中的时间确实很短,用她的话来说,“迫于生活,来去匆匆”,“很少接近学生”,但是对附中并不陌生。特别是半个世纪以后,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她结识了许多附中校友,如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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