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世界初期的中國捷徑、迷思和現實.docVIP

現代世界初期的中國: 捷徑、迷思和現實 《亞洲教育》1999夏 Peter C. Perdue 麻省理工學院 I. 導論 中國在世界歷史已有了舉足輕重的新地位，當今近代教科書通常延攬專門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參與編寫，[1]亞洲在過去二十年內傲人的經濟成長，以及中國佔全球龐大的人口和經濟份量，使得中國獲得嶄新矚目，因此，學者專家們需要突破研究焦點，以回應世界各國歷史學家所提出的更為廣泛的問題。[2] 撰寫和教授世界歷史並非易事，無可避免的，我們必須將浩如烟海的世界史籍加以編纂，長話短說簡化故事。任何試圖籌劃此曠世鉅作的人都值得大家尊敬，畢竟胸懷大志本身沒有錯，但執行規模龐大的解釋計劃卻是危機四伏，胸懷大志者常犯的老毛病是，只將18和19世紀歐洲人對亞洲古典文明所抱持的刻板印象老調重彈，陳腔濫調搖身一變成了新理論，而對近代研究置若罔聞。筆者對本文的評論目標是，深入探究現代世界初期[約西元1500-1800年]帝制中國的近代研究當中所蘊涵的弦外之音，我希望能憾動一般人對帝制中國描述過度簡單化的通俗看法，也希望能指引大家進行更細微的討論。我並不企圖呈現解答；重點在於思考問題的過程：我們要如何對比評估中國長期的社會和經濟變遷？請將這些評論視為課堂筆記或課堂討論的概要，而非已達成定論的研究。 歐洲歷史學家的中心問題是工業革命的起源，而中國卻面對相反的問題：為何帝制中國停滯不前？截至西元1200年，中國的經濟互動和科技發明一直居世界領導地位，但為何卻無法突破1800年之前所維持的工業成長？這兩個問題所引發的討論不計其數，但我們卻深受「速食」（fast-food）解釋所苦，這些「速食」解釋企圖從複雜的經驗和理論性議題之中取捷徑。 這些快捷解釋有個共同模式。首先，以社會和經濟特色為基礎，建構出一個雙邊對比，一邊是中國［或亞洲］，另一邊則是「西方世界」；先以一般術語描述各文明的基本特色，並從這些基本特色順勢推衍，說明一邊有經濟發展而另一邊則無。這些解釋聲稱，一個無區別性因素 one undifferentiated factor－即文化或經濟體系－與其它無區別性因素之間有著直通連結 unmediated link；譬如，中國特別強調儒學傳統道德哲學，而西方則著重探索自然世界，所以就自然科學發展而言，中國較西方略遜一籌。古時中國四個社會階級［士農工商］之中，商人的地位是最低微的，由此可知中國對「商業」有敵視的傾向，這個說法又被引用解釋歐洲之所以貿易繁榮而中國卻不然。魏特夫的「治水社會理論」（Whittfogel thesis）主張，中國是個「東方專制主義國家」（Oriental Despotism），皇帝掌控了灌溉水源命脈，因此東方永遠無法像西方一樣享有自由。 人們喜歡這些既偉大又大膽的主張：它們簡化了世界。假設這些主張是真的，我們早該能輕而易舉的回答一些非常困難的問題，儘管已簡化至最簡單的形式，這些概括原則還是錯誤百出，因此大多數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並不加以正視。但我們仍舊無法對這些無所不在的刻板印象視若無睹，我們確實需要找出真憑實據來反駁，但也應試著了解為何這麼多的知識份子仍深信不疑。或許誠如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的主張所言，迷思歷史是人類企圖解釋過去時無法逃開的一部分，[3]因此歷史學家的工作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將迷思從歷史中抽離出來，如同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和司馬遷所為；二是闡釋迷思為何對想像緊握不放。 但是我們最艱難的任務在於，提出一個真正令人信服的說法來解釋為何世界各國的社會與經濟發展確實存有差異，如此才能超越批判。我們需要欣然接受一部真正的全球歷史，這部歷史不會將社會劃分為密閉隔間，而是體認長久以來全球人類持續且有組織的互動關係。 幾乎所有關於歐洲工業革命起源的研究，都是在狹隘的本土背景之下審視這個主題，在浩如烟海的史籍當中，絕大部分是針對1８世紀末葉英國的研究，其中提出的解釋大致分為兩種，可暱稱為「神秘萬靈丹」（secret elixir）和「洗衣單」（laundry list）；第一種解釋精選出一個獨一無二只屬於英國的因素，或是英國最具優勢而別國卻沒有的因素。從諾斯（Douglass North）影響深遠的經濟理論典範來看，1680年代英國王政復辟之後，絕對個人財產權已授予地主和商人，既然所有權已得到保障，投資和科技改革也就受到鼓勵，因為財產權持有者知道收穫是指日可待的。[4]其它解釋則強調煤炭供應與水源運輸兩者之間唇齒相依共生共榮的關係，還有16世紀的圈地運動，英國貴族驅逐自耕農以奪其土地，使得農民淪落為無產階段等事件。至於那些找不到單一說法來解釋的事件，則一股腦兒的將就凑合，條列出一長串英國僅有的獨特因素，但這一長串的解釋只能用來描述情形，而無法篩選出一個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