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性危机监管模式建构.docVIP

整合性危机监管模式建构公共危机是一个或连续多个突发性的、紧急性的、对社会造成巨大威胁和损害的灾难性事件，具有物质破坏力大、心理冲击性强、影响和波及范围广、重复或反复发作可能性大等特点。公共危机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个分支，是指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在科学的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通过预防、预警、评估等环节防止和减少危机造成损害的过程。我国对事故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研究起步于余廉（1999）建立的企业预警管理理论体系。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相关研究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开始逐步走向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对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视和进展。计雷等（2006）从系统性建设方面为我国应急管理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小平（2008）在《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成就与发展》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应急管理的发展历程、体系模式和管理特点。陈安（2008），孙蕾（2008）则从脆弱性角度对公共安全的衡量与应对进行了研究。左学金，晋胜国（2009）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方式，在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方面提出了很好的理论见解和实践总结。钱进，王友春(2010)主要从公共安全危机的管理体系、公共安全危机应急处置、公共安全危机恢复重建与治理评估、公共安全危机治理的舆论应对等方面系统地讨论了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体系建设。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步发现公共危机事件之所以扩散为公共危机还存在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有组织缺陷、协调障碍、资源调配不足、舆论信息处理不当等。针对这些问题，唐晓东、王林（2005)就如何构建组织机构之间、组织机构内部的流程等进行了探讨。部分学者根据我国国情，对构建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提出具体设想，薛澜等（2003）认为，我国可确立一种纵向与横向机构相结合、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在统一的应急管理体系下，对分散的部门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把体制建设与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公私合作机制以及观念更新相结合，从而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政情的国家应急管理体制。池洪（2009）提出政府在应急管理中应积极牵头，引导“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型应急反应机制的形成。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针对某一类型的突发事件如公共卫生、洪水、地震、山体滑坡、有毒气体泄漏、群体性事件等的应急处理和灾后救援体制进行了研究与探索。 国外学者有关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也可分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应用研究两大类。理论研究方面：RobertHeath(2003)构筑了危机管理的4R模型:减少、预备、反应、恢复。W.TimothyCoombs(2004)指出危机管理涉及的四个基本因素为:预防、准备、绩效、学习。这些危机管理阶段界定的实质是把危机管理行为渗透到危机生命周期中，渗透到一个组织的日常运作中。从危机的生命周期来看，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求政府采取不同的应急措施，由此构成一个全面的政府应急管理运作流程。从政府应急管理的参与主体来看，它包括政府、非营利组织、私营组织、民众以及国际资源，不同的参与主体发挥不同的功能，从而构成政府应急管理的网络平台。应用研究方面：Drabek(1999)认为应急管理能力体现在预警、撤退、公共安全和保护等方面。Jaques（2007）则提出了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4个阶段(缓解、准备、响应、恢复)中的功能竞争与行为刺激方面的具体要求及其对效率的影响。部分国家在较早的时候已经制定和实施了一些应急管理政策法规。如英国的民防法案(1948年)；日本的灾难应对措施基本法(1961年)，美国的Stafford法案(1988年)、灾难减缓法案(2000年)；新西兰的民防应急管理法(2002年)等。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方面都非常注重其应用性，并做了大量的案例研究与实证分析，取得了较多基础性成果。 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一）行政管理的集权与分权 一般而言，危机管理常处于内在的、集权性的管理背景。在权力集中度较高的政治体制下，决策者利用“集权化”的危机管理体制，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等形式，可迅速的调动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应对危机，产生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和社会动员力。在集权式行政管理体制下，各级管理机构层层分设，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交由上级行政部门做出决策，再由上而下的进行行政命令的下达。“集权”保证了决策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而统一调配的方式有助于资源的有序分配和安排，从而将有效降低协调成本和减少协调时间。在实践当中，集权化的确凸现出应对突发、重大应急事件的优势。然而，与“集权化”相对的是20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分权化”的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市场化的力量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这种权力的分散或下放，往往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