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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哲学思想的现代借鉴 　　一、中国传统法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传统法哲学思想的产生背景 　　无论是政府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要对中国传统法哲学思想作出深刻的透析，就必须到经济关系中去寻求。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农耕型文明，农业文明决定了中国法观念的特征。农业耕种的特点使人们养成了因循守旧的习惯。表现在法律方面则是历代贤者都是效法王圣的智者。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下，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各种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2]中国的政治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宗法政治色彩，以农业文明为依托，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社会，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哲学，就像一座装饰的富丽堂皇的庙宇没有至高至上的神那样。[3]中华五千年的传统积淀在氏族共同体基础上的农耕文明产生了特定的农耕文化，形成了纷繁的哲学派别。比较代表的有儒、墨、道、法。其中，儒家文化作为及千年的传统文化。它渗透到了文、史、哲、政、经、法、军事的各个方面，并且经过上千年积淀渗透人心。 　　（二）中国传统法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1.天人合一、顺天择时的法哲学基础 　　传统儒学以究天人之际为最大学问,以追求天人合一为至高境界。从孟子的天人相通,到董仲舒的天人相类,再到宋明理学家的天人一体,无不表现出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 　　汉儒将阴阳五行学说纳入天人合一观念之中，宣称天为阳，地为阴，德为阳，刑为阴，阳尊阴卑。因此，大德小刑、先德后刑、德主刑辅是天的意志。应当秋冬决狱，才顺天择时，不然就是违背天意，使阴阳不和，国家丧乱。 　　2.法自君出、效法古圣的法哲学本源观 　　百姓是天子的子民。天子标榜以孝治天下。在三纲五常中， 君为臣纲是三纲之纲，他们以此论证皇权至上，法自君出，天子握有最高的立法、司法权，兴废改立、刑赏予夺，全凭君主意志决定。君主意志是一切法的基本渊源。但君主立法应遵循先王之意、先王之法，效法古代圣王之法。这样，法自君出与效法古圣之间形成了既对立、制约，又一致的关系。 　　3.以礼率法、家族学的法哲学本体论 　　宗法社会形成了礼法结合、以礼率法的基本形式。礼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区别贵贱尊卑，礼有等差决定了法的等差。这种等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贵贱等差，二是血缘等差。在宗法社会中，君主政治以家族伦理为基点，君主具有国家元首和全国最高家长的双重身份，家庭是民事活动的主要法律主体，家长是这一主体的法定代表人。 　　4.德主刑辅、注重教化的法哲学功能论 　　主流法律思想继承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提倡德政、仁政，认为刑罚只是治国的辅助手段，刑以弼教，刑期无刑，教化可禁犯罪于未萌。教化的内容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宗法伦理，即所谓纲常名教。 儒家把对民进行道德教育称为教化,通过教育, 化外在的他律为内在之自律,是儒家德治内容的重要方面。孔子一生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指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5.和谐、无讼的法哲学价值论 　　孔子明确提出了无讼的主张，他的施政目标之一就是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其无讼乎（《论语?颜渊》）。在孔子这里，听讼是实现无讼的一种手段，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在传统中国人看来，诉讼被认为是一种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极端方式，所谓讼，终凶（《周易?讼卦》），主张讼不可长、讼不可妄兴，所以对破坏和谐的诉讼极力予以反对。 　　 6.中庸主义的法哲学方法论 　　中庸一向被认为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指出，中庸的基本含义是和，是无过也无不及。对那些死抱礼的教条而不知损益发展的人，孔子讥之曰：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认为不符合中庸的要求。孟子更将固执死硬的处事方法斥为贼道（《孟子?尽心上》），意即严重破坏了中庸之道。中庸主义体现了求和谐、求适时与法律要求一定的稳定性，立法应当顺时因势，司法必须合宜适度不谋而合。 　　二、中国传统法哲学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1.德法互补、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相结合的思想。 　　中国法律传统的最大特点是礼律结合，礼律融合,注重法律、道德、习俗、家规的配合使用, 使社会调节多种多样。礼教的感化,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根本治理和对犯罪的预防。现代法治主张的是法律至上，法律不能过多的包含道德因素，但与道德截然分离的法律决不是符合人类良知的法律。离开了道德评判的法律即使实现了统治也不是法治，任何法律的制定及其最终实施，都离不开社会环境中的道德观念和民众的心理认同。法律只有在其所包裹的内在价值追求符合了公众的认识标准获得了公众的信任时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传统的儒家道德为法律实施提供了客观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