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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较翻译学为例谈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摘要】中国的翻译学作为一门年亲的学科，有着无限发展的空间，也有着自身需要反思的问题。比较翻译学作为作为翻译学下属的一门学科，它涉及范围广，在对比之下看出特点，该子学科的建立对翻译学的建设来说是有益而不可或缺的。本文将运用比较翻译学来回答“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在学习与研究翻译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比较翻译学 翻译实践 翻译理论 　　一、导言 　　一门学科的确立必定需要其独特的并有价值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学科的理论是其生命的活力所在，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学科的支撑，这门学科就无从谈起，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需要大量的研究，而研究最怕的就是缺乏研究的材料空谈理论，没有足够的研究对象，理论总是会显得没有依据。 　　对翻译学来说，研究的材料相当的充实，有无数且稳定的翻译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可供参考。至于理论建设方面，翻译学已经有了显著的成绩，“其研究范围愈加明晰， 研究方法会日渐成熟， 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许均、穆雷， 2009b）但翻译学依然需要对自身的问题经常探索与反思，不断充实与巩固。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是学习与研究翻译学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者答案来回答，本文将以比较翻译学这一翻译学体系下属的一领域所涉及的理论对其回答，并在后半部分将会对此关系中的“翻译理论是否一定要能够指导翻译实践？”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二、比较翻译学概说 　　“比较翻译学”最早是基于翻译比较这个具体的行为，在此子学科建立的初期，李贻荫（1998）给了相对比较全面的定义“按一定的翻译标准， 对同一译出语的不同译文或译本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比较， 得出经验与教训， 为创造相对完美的更佳译文或译本提供条件， 对此进行研究与阐述的学科叫比较翻译学。” 　　此后比较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广阔的扩充。比较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分为“主体研究范围”和“相关研究范围”： “主体研究范围”主要对翻译体系内部进行对比，“相关研究范围”就是研究这些与翻译学相关学科与翻译学的关系（许均、穆雷， 2009a： 115）。比较翻译学的三个基本目的：一是通过比较了解各个国别翻译学的理论体系、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发展、他们各自的价值以及对人类翻译学的贡献；二是比较得出翻译理论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抽象性与实用性；三是比较发现他国的优秀研究成果，从中得到启发（许均、穆雷， 2009a： 114-115）。 　　比较翻译学能很直观地做出比较，便于人们在比较中了解本国与他国的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比较相互借鉴，从而将其运用到提高自我学科建设以及翻译实践中来。 　　三、比较翻译学理论源于翻译实践 　　翻译实践是翻译理论的前提，翻译理论是从翻译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研究并发现翻译实践中非直接的现象，然后对其进行描述与解释，之后再对理论本身的问题进行完善。 　　从中西翻译理论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理论的兴起都是诞生于大规模的翻译实践之后。中国第一篇谈论翻译的文字，由支谦所写的《句法经序》，是诞生于中国翻译世上的第一个高潮――佛经翻译的高潮。至于西方，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用拉丁文翻译荷马史诗《奥赛罗》然后引领了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奠定了坚实的翻译实践材料之后翻译理论开始兴起于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塞罗的三部经典著作。（许均、穆雷， 2009a： 122）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共性，那就是翻译理论只所以能兴起与发展与翻译实践的大量积累为基础，只有当翻译实践到一定的量，能从中看出潜在的规律，才能提炼成为理论。换句话说没有翻译实践也就不会有翻译理论的诞生。 　　四、比较翻译学对翻译实践活动的反作用 　　在“比较翻译学”中经常被运用到的研究对象，就是包括在“主体研究范围”之中的翻译技巧。 “同一原著不同译本的翻译技巧方法的比较”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屡见不鲜，尤其是中国译者译文与外国译者译文的比较最受关注，比如《红楼梦》、《易经》等译本的比较。他们都是通过比较两个不同译本不同翻译技巧与方法，判断出其优劣。寻找到相对具有优势翻译技巧，甚至探寻到较适合的翻译标准，从而更好的指导实践。 　　但比较中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看到一个共同点，类似关于翻译技巧这样围绕“怎么译”开展的研究其实在现在已经不占主流，因为在现在看来翻译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技巧，而是一项很复杂的研究领域。现在对翻译的研究也就更广泛，可以是一些宏观的概念，可以和其他学科交融，等等。 　　翻译理论能否直接对翻译实践进行指导并不是判断的标准。因为翻译理论可以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让人们更深刻的了解翻译，可以用来批评和赏析翻译实践，也可以通过宏观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