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邪教的法律防治.doc

浅议邪教的法律防治 ——以权利与权力为视角 一、现状分析：邪教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权利与权力是互相依靠的，对任何一方的侵害都是对人民权利的蹂躏，对国家权力的践踏。权利是自由行为的资格，具有自然性。人类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对自然法则的遵从中就已透射出权利的自然属性。然而，正如霍布斯所认为的，自然权利涵盖了自然状态与主权之下两种涵义，而“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使自然权利成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权利。因此，保全生命的强烈激情唤醒了人们曾经荏弱的理性，自然人达成社会契约，让出手中的大部分自然权利给“第三方”，从而走出“孤独、贫穷、龌龊、野蛮和短暂的”自然状态。而接受权利让与的“第三方”便有了权力，成为公共意志的维护者。可以这么说，权利需要权力的维护，权力是权利的保障。 然而，诸如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使一个人的精神受到歪理邪说的毒害，干出常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江泽民同志就曾强调：“法轮功”是危害社会和人民的邪教。血淋淋的事实警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邪教的危害，分析其原因，为制度的完善提供依据。 （一）邪教组织严重侵害了公民的权利 1、邪教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宪法权利是公民的根本权利，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信仰是人们的精神与感情的寄托，信仰宗教是一种感性的寄托，信仰法律则是理性的。但是不管是道教的无为、佛教的因果、伊斯兰教的顺从和隐忍、基督教的博爱等等，都是源于对善的遵从，称之为宗教。然而，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有赖于人们宪法意识的觉醒，有赖于法律上人格的独立。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宪法意识的觉醒，那么宗教信仰就会变成毫无节制的情感发泄，就会变成狂热的精神冲撞。例如李洪志通过对宗教的全面否定，对弟子的宗教信仰资源进行“釜底抽薪”， “本世纪所产生的宗教，何止本世纪，前几个世纪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新教产生，这些大多都属于假的。”（《转法轮》）。通过乱扣“乱法”“邪悟”的帽子，对“信仰越轨”的弟子进行精神围剿，法轮功容不得一点“另类思想”，把稍有异思者都视作“非法轮信仰”者加以打击压制。因为缺乏法律的理性认识，加上法轮功的邪恶与李洪志的精神控制，造成了这种盲目性。 宗教信仰自由必须要有法律的保障，否则，不仅侵害了信仰者本人的权利，也会给他人带来侵害。信仰与法律约束的关系，实际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权利是法律所赋予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法律关系主体有自由地作为或不作为的资格。例如，宗教信仰自由，这是法律赋予的，可信也可不信。至于封建迷信、邪教的信仰活动，法律没有赋予公民这种资格，所作所为都是违法的。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对权利主体抑制的作为或不作为的约束手段。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也必须履行法律的义务，二者相辅相成。权利、自由是法律赋予的，但又是受法律限制和约束的。进行法律允许的信仰活动受法律保护，也受法律的约束;进行法律所不允许的信仰活动，是违法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邪教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 生命健康权。生命权是我们享受一切权利的基础，对生命的随意剥夺与漠视是不可饶恕的千古罪过。还记得中央音乐学院清纯靓丽的女大学生陈果自焚吗？也许想到这会很震撼，但是，我们不知道还有许许多多因为法轮功的迷惑而自杀或放弃治疗疾病等失去生命或精神失常者。如美国“人民神殿教” 1978年11月，美国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在圭亚那丛林举行了集体升天仪式，有900多人在仪式中自杀身亡。抗拒自杀的人不是被枪杀就是被强行毒死；臭名昭著的日本“奥姆真理教” “沙林”毒气事件，造成１２人死亡，５５００多人中毒等等，诸如法轮功等邪教的蛊惑，不仅使练习者失去健康甚至生命，而且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因此对于邪教，我们必须依据法律从严惩处，否则，对他们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迫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侵犯他人生命健康的，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人身自由权。美国“人民圣殿教”创始人是吉姆·琼斯，自称“天父”要求教徒绝对忠心，稍有不从即施以体罚，甚至当众殴打。“奥姆真理教” 如果教徒不向教团“布施”或想退教，则加以监禁。 你会不会支持一个宣传外星生物入侵地球，拒绝所有现代科学和医疗，并自夸能够救赎所有人类的异教？匹兹堡大学校报文章：法轮功并非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