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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与历史关系研究 　　就当代政治学研究来说，历史并未构成其中不可或缺的配置项。在行为主义革命所倡扬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大行其道之时，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生命力和价值丧失殆尽。历史作为研究方法几乎和传统政治学研究被置于同等的被批判地位，被指责为：价值判断主导下的归纳研究和规范性研究。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都拒绝历史视角。在他们看来，传统制度研究所倡导的历史主义相较之实证主义精神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精确性和科学性。　　正是近代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蹩脚成了历史制度主义寻求新研究方法的逻辑动因。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家眼里，古典政治学时期的历史研究法无异于史料的搜罗和堆积，单纯的叙述和描述，没有任何价值的理论建构。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要想在观念领域中被发现的秩序同在事物中所获得的秩序似乎十分接近，关键是要找到历史。所有事物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才能被真正的理解。因而，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到历史制度主义时期，理论分析不再是超越时间、具有普适性的数理模型，思维不再是脱离存在的纯粹思辨，而是内容和形式达到了统一，是对存在的历史性把握。　　在《时间序列意义上的政治 : 历史、制度和社会分析》1一书中，皮尔逊通过对四种自然现象(龙卷风、地震、全球变暖、流星事件或生物灭绝)原因和结果发生的快慢问题的阐释揭示了长时段的过程分析（long-term process）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极为的相似，除了龙卷风式的快原因/快结果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现象。片面地将社会研究等同于此，不仅仅是研究方法上的偏见，还会对研究对象的认识造成主观上的蒙蔽。时间性分析的引入有利于提高认识客观性和准确性。对此，皮尔逊具体概括为这样四点。　　首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都可能是累积性的或增量性的，未必会在短时期内就呈现对应的结果和原因。　　其次，渐进性的变化只有达到关键水平（critical level）才能引起巨大的变化，如雪崩、地震。压力通常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成，并不是立即就产生结果。2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描述事物变化形式和状态的量变和质变原理。一般情况下事物处于自身存在的延续和渐进的变化；但随着事物数量的增减和空间排列结构、秩序的变化会破坏物质的稳定性，处于临近关节点的量变就会产生质变和飞跃。在新质基础上，又产生新的量变过程，从而构成事物无限多样的发展过程。　　最后，就是因果链条（causal chain）。原因和结果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指向关系，而是由具有复杂的排列组合的因果链条组成庞大的因果关系网络。对一种现象的原因和结果的一般性描述和解释离不开特定的条件，通常被称为前置情境，即能够激活或增强因果规律或假说的现象。3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因果关系的评价必须建立于对其所依赖的环境和环境的变化。因此，一果多因、一因多果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在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分析中常常是为了分析的便利将其他因果关系视为常量。结果在分析中关注的主要是部分因果关系或是一般性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解释，忽视了导致现象产生的其他原因。　　因此，保罗?皮尔逊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它们认为政治发展必须被理解为一种随时间而展开的进程；同时它又是制度的，他强调现实进程的当前含义存在制度之中，而不管这些制度是正式的规则、政策结构还是非正式制规范。4　　在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作出归纳之前，有必要区分两个维度上的历史观。国内学者何俊志对此未作严格的区分，而是从时间（过去经验对现在的影响）、制度（主要指制度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题域（宏观的历史大视角）三个层次上进行疏理。在我们看来，历史观包含两种涵义：一是指研究方法。从相对意义上讲，这种方法和哲学的方法相对应。5主要包括归纳法、比较动态分析和解释性。二是指研究对象。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对历史的认识主要包括历史事实认识和历史价值认识。从事实的内涵来看，作为历史事实认识对象的事实，是有关历史的属性、结构、本质、规律及其演变发展的事实；作为历史价值认识对象的事实，是有关历史意义的事实，即一定的历史现象(价值客体)与一定的历史主体(价值主体)间的价值关系及其运动结果的事实。对前者的认识的目的是要回答历史是什么，或历史是怎样的问题。对历史价值认识的目的是要了解历史有什么意义，或有怎样的意义。它既包括历史原生意义，也包括历史的衍生和延伸意义。6　　在我们看来，历史制度主义历史观包含两种涵义：　　一、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从相对意义上讲，这种方法和哲学的方法相对应。7主要包括归纳法、比较动态分析和解释性。　　历史制度主义向来擅长讲故事的叙述逻辑，它认为过于严格的假设、程式化的理论工具（就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结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理性和利益）以及演绎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