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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稚“留学生”耄耋老歌手 ———两次去日本的观感 七十多年前我曾经侨居日本东京多年，在小学里当了两年童稚“留学生”。2008年9月我们夫妻二人参加“中国浙江省民间音乐访日团”去日本旅游，我还以耄耋老歌手身份在东京市和静冈县两度登台唱歌，当了一回民间文化使者。　　对童稚“留学生”生活的若干回忆??? 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列强竞相吸引中国人去留学，如英、美利用庚子赔款设立奖学金。日本则另辟蹊径———凡是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一律免签证上岸，其它国家留学生则不行。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仅东京一地就有5000人左右。1933年我4岁半时，母亲带我离开北平，经塘沽港坐船到日本神户登岸。早一年已到日本的父亲把我们接到东京。经过几个月，我就能用日语跟小朋友一道玩耍了。　　父亲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母亲则考入位于仙台市的东北帝国大学。起先，我随父亲居住在东京市神田区一间华侨公寓里，读华侨小学，学中文。之后，搬家到中央区九段下，重新考入日本小学。九段下是一条斜坡，坡顶便是靖国神社，附近不远是皇宫外二重桥。最后，又搬家到中野区，转学读二年级。1937年，眼看日本侵华战争迫在眉睫，大批留学生回国，否则将沦为“敌国侨民”受到限制与迫害。5月间，我们从横滨港登加拿大籍邮轮“俄罗斯皇后号”（排水量45000吨，当时排名全球第二），穿越太平洋回到上海。　　七十多年前，东京的市政设施已全面实现现代化：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厨房里全部用煤气,；公共交通立体三层，即地面有电车、公共汽车、出租小轿车，地下有地下铁道，悬空还有高架铁道。　　地下铁和高架铁有无人售票机售票，旁边还有自动售货机卖饮料、糖果。记得花七钱（相当于0.07日元）买一张票就可以坐到底站。　　在日本小学里当然学日语的平假名、片假名及日语汉字。除了训练认字，还专门开设说话课、写毛笔字课。体育课除了体操、跑步，还专门教小学生摔跤。一所小学往往有一千多学生，校长、教员大多是大学毕业。他们背地里称我“支那人”，当着我的面则客气一点称“中国人”。我在班上成绩不差，作业屡次登墙展示，用日语讲故事一点也听不出我是外国人。同学中有一位青木君，是木匠的儿子，对我格外友好，至今难忘。不过有一件事令我感到难堪：　　日本小学大门里有一间小房子，里面挂着裕仁天皇和皇后的大照片。小学生每天早上进校门时都要先向天皇照片鞠躬才能进校。我这个童稚“留学生”也不能例外。　　日本人饮食上有许多特别的习惯,他们特别爱吃糖，那时糖特别多而且便宜，因为台湾是殖民地，大量低价糖运往日本。小朋友去理发，都可以免费吃糖，使你安静不动。爱吃糖因而牙齿不好,一次小学里普查牙齿，一千多师生里据说只有不到一百人好的，其余全有蛀齿。可是，他们吃粥要放盐，说不放盐的粥吃了要吐出来！　　银座是当时东京最繁华的地段，有最宽的马路、最高的楼房、最昂贵的商场、最豪华的剧院。到商场去买东西就乘电动扶梯上下，洗手间洗完手就用烘手机烘干。这些在当时的中国似乎还没有。有一次去听流亡的白俄“男低音之王”夏里亚宾的独唱音乐会，一首《伏尔加船夫曲》至今难忘。这也是我爱好音乐的契机之一。　　日本是一个由警察牢牢控制的国家。对于中国留学生，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脚穿长靴、腰佩长刀的警察登门盘查。他们不但口头上再三盘问，甚至还翻阅书籍报刊，完全不尊重你的人权。　　在我们回国前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军国主义者急于挑起侵华战争。小学里放“满州事件”的电影，丑化中国军民；东京街头时时走过一队队军人，耀武扬威；妇女手拿“千人缝”请过往行人在日本国旗上缝上一针，送给出征战士保佑平安。中国发生“西安事变”，东京满城分送号外，欣喜若狂；事变和平解决后，东京凄风冷雨中黯然神伤———他们原指望张学良能杀掉蒋介石使中国大乱，不战而降。　　随浙江省民间音乐团访日活动与感受??? 2008年9月13日由浙大老年学院音乐教师周燕枫女士领队的民间音乐访日团一行59人从萧山国际机场乘全日本航空公司班机直飞日本东京。　　14日，周燕枫与我在一位女翻译陪同下驱车去新宿区东京厚生年金会馆（厚生意为卫生）参加“第24回日本民间音乐祭”，各登台独唱一曲。经日本全国各都、道、府、县层层选拔上来的民间歌手，每年在首都决赛一次，称“民间音乐祭”。每人报名费20000日元，限时2分钟。邀请的外国选手免收报名费。那天参赛的歌手有200多名，分年龄段从上午8时20分一直唱到晚上7时许。每位参赛选手都获得一份由日本民间音乐协会会长颁发的“奖励赏”。另外，还有一部份获赠其它奖状，最高等为文部大臣奖、厚生大臣奖、总理大臣奖。周燕枫女士唱的是印度歌曲《天竺少女》，彩装轻舞，效果极佳，另获一份奖品。以虚龄八十之身，我唱《祖国，慈祥的母亲》。唱完我下台坐到观众席时，旁边一位女士问我话，我只得用英语问她改说英语可以吗？她马上用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