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docVIP

符号学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 赵毅衡 提要：虽然任何意义表达和解释必须使用符号，符号学是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公分母，但是符号学的主要用武之地是文化研究。尤其在今日，在全球文化正经历重大转型的时刻，符号学为研究人类文化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具体研究文化现象的“门类符号学”，为当今符号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的结合，则使符号学的视野更加宽阔。迄今为止，文化符号学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这就需要符号学者们踏踏实实的努力。 关键词：意义，文化，符号学，应用 1. 符号学与文化研究 符号是意义活动（表达意义与理解意义）的必须而且独一无二的工具，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任何意义，反过来，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因此，符号学即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而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学为文化研究的各种课题提供了基本的共同的方法论，符号学必然以文化研究为最主要目标。 但是，有两个特殊原因，使文化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小于一般符号学。首先，人类使用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是个超大体系，符号语言学早就形成独立学科，[1]文化语言学也在形成，[2]因此，文化符号学转而更关注非语言符号；第二，因为叙述是符号学最典型的研究对象，叙述学已经发展成独立学科，文化符号学才更关注非叙述文本。 因此，文化符号学，特别关注非语言，非叙述的文化现象。这只是一个分工问题，一个完整的符号学理论应当涵盖语言学与叙述学。 符号学是形式论在二十世纪发展的结晶，符号学实际上是形式论的成熟形态。而形式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心理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文化批评的四个基本理论支柱。近半个世纪，文化批评发展迅速，流派迭出，都是以上四个支柱理论的结合，应用与发展。弄清楚这四个支柱理论本身，才能从根子上弄懂现代批评理论的各种变体，及其最新发展，不至于跟着“新潮流”疲于奔命，也不至于地拾捡一些新术语浅尝辄止。 国内学界，在这四个支柱理论上用力并不平衡，对形式论-符号学下的功夫可能最为不足。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是迄今为止中国学界最扎实的贡献，此书主要在评述符号学诸家的学说；胡壮麟，王铭玉等人发展了语言符号学，使之成为中国符号学的最大支脉；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一书，是中国古代语文学的一种总结，自成一家；赵宪章对现代形式美学作了相当系统的整理和发展；国内尚有不少学者集中精力于符号学的单科应用，例如叶舒宪等人在符号人类学上卓有所成。合起来看，国内学界的符号学研究，已作出不少成绩，但是留下的空白更多，尤其是缺少理论上开发的努力。 这原因倒不完全是国内学界的责任：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世界范围看，符号学本身的发展，遇到比其他三个支柱理论更多的困难。符号学目的是为当代人文-社科各种课题的研究寻找一个共同的方法论。这个任务只能说完成了一部分：当今在各种文化课题的研究，都离不开符号学的基本原理，但是至今的成果不能令人满意，表现在至今没有一个比较完整而合用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许多文化符号学著作只是罗列各种应用范围（例如传媒符号学，时尚符号学，广告符号学，影视符号学等等），用同一个理论，涵盖文化研究中任何可能的应用领域，至今尚是一个未完成的工作。 2. 符号学的几种模式 符号学在今日，依然受困于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语言学模式：索绪尔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符号，语言学为符号学提供了基本模式，索绪尔的符号学实为符号语言学。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在叶尔慕斯列夫，马丁奈，班维尼斯特等大家手中迅速成熟，符号学在六十年代起步发展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也使之长期难以摆脱语言学模式。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格雷马斯《论意义》等）都构筑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符号学。例如巴尔特研究时装，集中于时装的语言描述；格雷马斯提出的符号方阵，实际上是概念语项的对立，都难免落入结构性共时封闭格局。 符号学的另一种模式，是皮尔士于二十世纪初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有“根据性”，这就形成了符号的基本分类，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符号与非人类符号扩展；皮尔士也模式提出了所指的复杂构成，解释项成为进一步表意的起点，形成无限衍义。由此，符号学突破了语言学模式的封闭系统。西比奥克，艾科等人从皮尔斯理论出发，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因此，皮尔士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也是当代符号学的转捩点。有论者甚至认为索绪尔对符号学理论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has been only minor），[3]“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结论，但是并非故作惊人语。对于有志于符号学的学子，应当说是一个适时的提醒。 符号学的第三种模式，建立者是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