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宋初期文学.docVIP

第一章 北宋初期的诗歌 北宋初期文学，指的是自赵宋建国（公元960年）至仁宗天圣年间（1030年,此年欧阳修中举并正式登上文坛，掀开北宋中期文学的序幕）时间段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相对独立性。如苏轼就讲：“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六一居士集叙》）北宋于公元979年灭南汉后，又经过近十年时间，相继编成了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刊刻完成了《大藏经》等，成为北宋重建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正是在此阶段，从割据政权入宋的五代文人逐渐凋谢故去，而北宋政权新培养的文士渐次养成。由此，从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年号）至仁宗明道（1023年－1032年 第一节 宋初文坛 五代时期，政局混乱，各地割据势力飞扬跋扈，视民命如草荠，统治阶层内部篡弑极为频繁，地方官吏往往横为不法。五代十国时期人们遭受的苦难，已经到了相当悲惨的程度。北宋建立初年，全国户口从唐末的490多万户下降为330多万户（《文献通考·卷十》）。苟活于乱世中的士人，多采取“明哲保身”的人生谋略，气节沦落。仕四朝的“不倒翁”冯道，以毫无政治忠贞为荣：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新五代史·卷五十四》）。 类似冯道这种毫无政治品格的官僚，却成为当时士大夫乐于仿效的对象。欧阳修统计五代时有气节的人物说： 全节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战卒。 而没有“全节死义”的士大夫。有重臣巨宦率先丧志弃节作表率，五代社会风气在中晚唐“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李肇《唐国史补》）的基础上，继续向着缺少廉耻、不问世务、寄情声色发展。西蜀 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蜀梼杌·卷下》）。 知识分子普遍对政治表示了绝望，他们要么选择隐居以避祸，要么是混世以度日，官僚及士人道统沦丧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此种风气，引导着诗人把笔触抒写自然界景物与自我感受上来，造成了诗歌气象的萧瑟衰萎，与之相应，诗歌体制也以短小的五七言律绝为主。 五代整个社会的混乱与杀戮，诗人求仕无门或者是已宦士大夫长期沉滞下僚，救国立功的人生抱负不能实现，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五代很多士人感慨于离乱的遭际，品味着悲欢无助的人生，有抱负而无从施展，有才能而落拓江湖，有谋略而不被重用，诗人怀着悲苦、绝望的心情，吟咏、品味着时代的苦楚，一发为清冷感伤的诗文风格。另一方面，适应着统治阶层追求享乐淫靡的生活以及娱乐的需要，五代文学亦有绮艳、靡丽风格，这主要从五代词中表现出来。另外，五代统治者以弓马杀戮、争夺权势为急务，视写作诗歌为“废务”，所需以武人为先，取士多以背诵、识字为主，并不注重考察士人的诗赋才能。这种情况，也导致了知识分子之诗作关注自身性命、感受、爱好等过于关注政治、道义与时事。除此之外，此期政治斗争的惨酷，士庶毫无把握的人生，造成了人们以道佛为寄托。道佛义理引导人们离弃世间感触与事物，要求不执著于物，这也使诗歌缺少真性情，诗歌题材由之向着抒写自然之物倾斜，诗歌风格随之发生了变化。可以说，五代诗歌的清冷、绮艳、感伤、气象萧瑟与缺乏刺讥，以及用词浅切、多用俚俗语、重视雕琢锻炼，苦吟盛行、意境贫乏等特征，都是特定时代士人心理的折射。这是五代文学创作的实况，也是宋初文学发展所面临的现状。 宋初文学，就是从五代文学的土壤中开始成长起来的。入宋后，五代文学的儒之“道”的缺失，继续左右着当时的文学风尚，并影响着当时文士的艺术取法范式的选择。 北宋初期文学的过渡性特征与文学气象，表现为文学创作上的地域性特征。其突出特征为“降臣”文学创作与原北周文人群体文学创作。由割据地区入宋的士人中，李煜、徐铉、张洎、郑文宝、陈彭年、乐史、舒雅、钱俨、钱易、句中正、汤悦、赞宁等人的文学成就较高。而原北周入宋的士人中，宋琪、陶谷、卢多逊、扈蒙、王溥等人的享有声名，但文学创作却少有成就。 宋初文坛，由于宋初太祖、太宗对原割据政权入朝士人的猜忌、提防，致使由割据地区入宋的士人心怀恐惧，他们在入宋后不再象原先一样在诗文中表述情志，“颂美时政”、应酬交谊、表达闲适安逸心态，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总体而言，虽然南方士人的创作水准远超原北周士人集团，但由于政治上太祖、太宗二朝北方士人政治上的优势，因此，宋初文坛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由北方士人集团为主导的浅易文风。而这一风气，直接促使了“宋初三体”的产生。 第二节 宋初诗歌“三体” 赵宋鼎革之后，随之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对转变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作用，这就必然影响到人们的文化心理，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自然也就因为创作主体的心理变化而随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