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多元之美翻译与多元之美.doc

英语知识 伴随文化翻译的是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但凡是谈判，不免讨价还价，不做出一定限度 的让步是不成的。不同的译者自有不同的谈判策略，妥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看似咄咄逼人，铢锚必计，有的则显得含蓄婉转，以退为进。但从交际效果计，必有一定程度的协调和回旋，于是便挥师到巴巴所言的“第三空间”。取舍之间不易平衡，难免不费…番斟酌，不同程度的文化杂合也在所难免。但巴巴所论是以后殖民研究为出发点的。作为当今跨文化研究中最为盛行的理论，后殖民主义大有取代从意识形态角度看翻译之势，而且凡是与翻译政治相关的内容似乎都可理所当然地纳入后殖民理论框架内，实际的情形当然远非如此简单。巴巴反对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揭示了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越界及改造方式。他对殖民者／被殖民者相互渗透的状态的论述对翻译研究颇具启发性，但无视本土历史环境，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将文化翻译置于后殖民语境下对待，似不足为训，无助对有关问题的深入探究。 翻译的政治与特定的文化、政治方面的需求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以及道德伦理和民俗风隋等方面都存有差异。有时尽管也许不乏相似之处，但由于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态方面不可避免的差别，简单等同彼此间的文化价值显然是行不通的。把翻译视作一项政治任务或文化使命颇为常见，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强化或淡化文化翻译。而另一方面，把文化翻译视作和谐的多元撒播之行为，未免过于理想化，但不失为各国之间交流的追求目标。翻译经常处于中间状态(in—betweenness)，是游走于不同文化间的空间符号。这种状态提供了文化杂合的先决条件，亦是不同文化间互动互补的表现形式。杂合、内化、改造、重构是文化翻译的必经过程，而文化翻译加强各种文化间的互为参照、互为补充、互为逾越，逐步建立起平等对话的机制，以实现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文化翻译涉及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一切取决于文化心态及如何调整文化心态，而无论是罔顾及淡化文化色彩和对源语文化形态的“忠实”复制都不是文化翻译。 文化翻译最为关注的是文化差异，以及由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读、误解和误差。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从后殖民的角度看文化差异，因为切肤的体验，对差异的感知更加敏锐，对不平等的从属或附庸的模式具有更强烈的批判精神。但对文化翻译的讨论似可以摆脱出后殖民理论的窠臼，至少不必局限在其框架内。无论是文化层面的对话还是对抗，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势必扩大到文化领域，成为文化的信息载体。通过文化的交往和对话，能够获取丰富的异域文化意义。文化对话充满了张力，其中不能不涉及政治性因素，包括文化价值、身份认同、文化属性等。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很难想象可以游离在外，不受复杂文化政治的影响和约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决定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文化翻译的性质质、过程、规律等相关方面，可以更好地揭示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密切关系。 文化翻译与跨文化翻译，虽一字之差，但有重大区别。如果说后者注重的是跨越文化差异，前者的重点则在直面差异，更为直接地涉及文化冲突与融合。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之下，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经历了大幅的调整与修改。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并通过文化参与，促进多元互补、互动，有力地克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的多元共存并不容易，文化霸权主义以及文化殖民主义仍有当道的可能，文化翻译的使命，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意义都十分重大。但随着翻译活动的普遍开展，跨文化视野得以逐步建立，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进一步杂糅融合，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能形成世界多元文化格局。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