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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乡土中国》感想 1213180874 张习坤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后颇有感触。费老先生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的认识可谓鞭辟入里，其中读到他论述中国传统乡村是熟人的社会更是深有触发。虽然，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变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中顽强的抵抗力使中国社会的生活的方式，特别是乡村人民的生活方式依旧没有西方化，所以费老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给中国乡村的定位依然适用。古老的智慧其实总是闪光的，正如如今每当经济危机人们还会去翻看《资本论》一样。废话少叙，我来谈谈在读《乡土中国》对中国熟人社会的认识。 中国乡村是“自来熟”的人的聚集地，他们彼此间很少用契约（只有在重大事情上才会用，如地产、房子等转让）。他们彼此的熟悉是城里的人无法想象的。人们从出生开始，别人是在自己眼中过活的，自己是在别人眼中长大的。他们对周围每个人的性格，每家的具体情况甚至某家有什么可以借用的工具都了如指掌，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熟悉降低了人们交往的心理成本，大家才彼此放心。而城里是由陌生人组成，不但因为厚厚的墙壁阻碍了人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因为相互间了解的缺失而有一层使人不“放心”的心理壁垒。而城里人的流动性带来物质流通的同时也夹杂了衣角的风尘，这种风是凉的，使人们的心被吹冷，形成天然的防护膜。 在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分割下，不仅因为前者是自己从土地中获得自给，后者由工资生存。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方式或者说文化的不同。也许费孝通先生说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在纵向上是历史趋向，而横向上应该就可以看做农村和城市了。正因如此，前者生活不紧张但也不清闲，在农村人们从不像城市人那样过重的看着时钟过日子（除学生、教员等少数人外），他们早起一会儿或稍晚些无碍于生活，但他们农活忙起来也不是某些过惯了平稳生活、干惯了一如既往的程序工作和不变强度工作的城市人所能承受的。 我敢于说费老先生的社会划分具有横向性，更是因为城市与农村的社会团结是不同的。相比于城市，在乡下人们的宗族观念是要强烈的多的。虽然中国经过打开国门已有近二百年，学习西方的东西已经普遍的像厨房里的调味味精。但中国乡村的宗族观念依然强势。谁和谁是一个家族的，自己和哪家共祖坟，哪家有事出多大力是有心理清晰界限的。乡村社会的团结力量依然是“人情味”较浓的社会，纵然如今经济已深入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但乡村的宗族与熟悉形成的心里联系并不会比经济联系得来的团结力量要弱。 从血缘上来说，乡村的社会团结和城市相比优势并不太大，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血缘浓度都没有被稀释过，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摆在第一位、首先想起和相信的依然是血缘。正如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所说“中国很难按照西方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自由，因为从来就摆脱不了宗族的羁绊。迁居城里的居民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同祖籍的关系，保持着同他出生的村子的一切礼仪性的和个人的关系，因为那里有他所属宗族的祖田和祖祠。”中国人“家”的概念是不能用两三句话说清的。因为它包含和承载的太多。也正因如此，中国城市建筑的水泥再坚硬也没有阻隔血缘的凝聚，只是相对于农村大家比邻而居，城里人相互的日常联系和见面的频数少了。但这相对于农村宗族团结与城市经济团结的差距就小得多了。 从法理上说，在中国农村政府的（或说官方的）行政、政策是在人们心里有些另类的。这么说是因为在人们心里约定俗成的习俗办事规则和宗族内的通人情的族规是从心里内化的或者说是自己的，无论怎样自己的和外来的总有个亲疏远近和差异。而后者总有强行介入的外来者形象。当然农村人嘴上很少如此说出，但心里对此的界定还是较明晰的，这从他们对待民事和官事的态度和行事方式可以明显的看出。而在城市似乎礼俗的东西并不被人信服，大家办事还是最好用契约条例、用规章落笔成文较为安心。而这种安心与村里人的相比也只是在违反承诺时有据可查而已，至于心里上使对方不安或使对方承受周围人的“另眼相看”而带来的压力则小的多，因为这里是陌生人的社会，人们更多的是过着事不关己的生活。而在熟人社会里则是要对失信承担更大的边际成本的，如果某人失信了，他生活的圈子中的人或者说他生活村庄的人会都知道。在大家谴责过后，下次要准备与他打交道的人都会心存芥蒂。而城市即使失信的某个人被准备与他打交道的人知道，那个准备与他打交道的人也会因为认为有契约做保证来和他交往。 传统乡村社会日常的请人办事是不需要送礼的，而城市是较注重送礼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在中国的传统乡村大家是由一份“人情”来记住别人的好处的，以便于将来有机会还一份更大的“人情”。这不但是自己的心里债务偿还了，在更多还债的同时让对方有一种要返还债务的感觉。费老先生认为这也是乡村社会维系往来、维系社会团结的原因。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讲日本人关于恩时说：“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