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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艳阳天－－昆明重九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部署，同盟会领导的湖北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这对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云南人民是巨大的鼓舞。消息传遍滇中，人民如醉如痴，一般志士欲舞欲狂。短短20天后，云南昆明爆发重九起义，翻开了推翻清王朝腐朽封建统治的新篇章。　　云南虽地处边疆，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云南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主要战场。英国和法国在缅甸和越南建立了殖民地，云南也成为西方列强蹂躏瓜分的对象。云南各族人民多次奋起反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华章。20世纪初期的云南，无数仁人志士投身革命洪流，民主革命的思想在 云南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同盟会在云南的河口、永昌(今保山)等边境地区领导的一系列起义，唤醒了民众，组织了革命队伍，并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为昆明重九起义的成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及现实条件。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云南留日学生组成十分活跃的团体，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唐继尧等数十人建立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云南》杂志，积极宣传革命。这批同盟会云南籍成员是实践民主共和思想的急先锋。他们大多数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8年毕业后相继返回云南。当时清政府实行新政，在变法维新的主张下，兴办学堂，操练新军。1909年云南编成新军一镇，编为陆军第十九镇，从军事建制 和武器装备都采用西方陆军模式，但兵士素质低下。于是开办云南陆军讲武堂。由于李根源总办的提名推荐，云南留日士宫生中的同盟会员先后被聘为讲武堂教官。他们有唐继尧、罗佩金、李鸿祥、顾品珍、谢汝翼等，反清革命的教官占教师的多数，讲武堂成为埋葬清王朝的重要据点，培养了大批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熏陶的军官。同盟会员在云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把革命力量逐步渗透到云南新军组织里，一批同盟会员在新军中担任了中下级军官。这些工作为昆明重九起义做了前期准备。　　1911年3月，李根源、罗佩金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可担当重任的军事人才。青年爱国将领蔡锷，从广西被调到云南，担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却是爱国民主人士。他一贯沉着稳健，不轻易表露任何政治见解，但暗中与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并且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以云南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党人，利用蔡锷的支持，积极向新军中部署革命力量。在三十七协中，营长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具有推翻清朝思想的革命人物。蔡锷和革命党人掌握了驻守云南省城新军主力部队的指挥权。蔡锷入滇对云南辛亥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武昌起义的成功，全国震动，湘、陕、赣各省相继响应。云南革命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在10月16日至28日的十多天内。云南革命党人在昆明先后举行了5次秘密会议，为昆明起义做各种准备。唐继尧、刘存厚、蔡锷、沈汪度是起义的策划组织者。与会人员还有张子贞、雷飙、罗佩金、谢汝翼、韩凤楼、黄毓成、李 鸿样、黄毓英、黄永社等人。有三次会议在昆明萧家巷刘存厚家召开。第三次会议在北门街沈汪度住所举行。会议通报邻省情形，决定在昆明起义、安排起义联络组织方法，筹备弹药等事宜。在刘存厚家举行第四次秘密会议当晚，天下雨，赴会人员不带随从，冒雨单人步行到刘宅。刘家亲眷婶役回避后房。到会人员酞血为盟，用白纸写下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须，燃化后调在酒中，分别饮酒表结同心。10月明日凌晨在昆明洪化桥唐继尧寓所举行第五次，也是昆明起义前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主要研究起义的兵力部署、攻击计划及 起义时间。推举蔡锷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整个起义计划相当充分周密、细致具体。秘密会议后，各首领都分别到新军各部去检查督促具体安排落实起义工作。　　蔡锷所属新军第三十七协本部驻防巫家坝。10月30日做深夜起义的准备。黄昏时蔡锷在巫家坝七十四标本部召集作战会议。李根源当时在北校场的七十三标驻地，突然接到总督李经羲召见的命令，知道滇西腾越已起义，他被迫表示遵命同意带兵镇压。在匆匆返回北校场的路上，他听到北面枪声激烈，人声鼎沸，火光冲天。原来临时发生了一点意外。北校场七十三标三营革命党人排长黄毓英、文鸿适派士兵抬弹药，被北洋派值日官唐元良追究，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唐元良鞭打士兵。情绪激昂的士兵打死唐元良和另外两个反动军官，起义被迫提前了数小时。这次昆明起义时逢农历辛亥年九月初九重阳节、所以史称重九起义。七十三标起义官兵在李根源、李鸿样率领下，冲破城北门进入城内，按预定计划，向圆通山、五华山、军械局进行攻击。一时间，昆明城内枪声大作，居民纷纷闭户，革命军士兵奋勇当先，英勇杀敌。由于统一部署的起义时间未到，蔡锷、唐继尧等部队还远在巫家坝，五华山守敌抢先占领有利地形，战斗异常激烈，起义军付出了很重的伤亡代价。蔡锷、唐继 尧等人在巫家坝紧张部署起义，接到李经羲要他进城平叛的电话，知道北校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