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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儒家思想之轴心——以孔子为例（马寄） 摘要：本文以孔子为例，从教化的维度重新解读儒家思想体系。孔子思想的主旨是“有道之世”，实现“有道之世”之途径是教化，通过教化，孔子把己之理想行之于世，教化的方式为“仁”、“礼”。通过孔子教化思想的剖析，本文认为教化是儒家之轴心，儒家因教化而运转，而保持其活力。 ?? 关键词：教化；仁；礼? 儒家思想之主旨莫如“内圣外王”，“内圣”意指“诚意”、“正心”、“修身”；“外王”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学界多把“内圣”、“外王”打成两橛，且只关涉“内圣”、“外王”本身，故学者各执一端，或认为儒学是内圣之学，或认为儒学是外王之学，而很少关注“内圣”、“外王”之间的中介、桥梁，“内圣”、“外王”之间的中介、桥梁成为了学界的盲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失与遗憾。儒学推己及人，把己之理想实现于世，故儒学之重点非在内圣、外王，而在内圣之学实现于世的过程。鉴于学界这种流弊，本文即把目光投向内圣推展至外王的过程——教化。“教”就是教导，《白虎通?三教》云：“教者，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民有质朴，不教不成”。“化”就是驯化，《荀子?不苟》云：“神则能化矣”。杨倞注：“化，谓迁善也”。所谓的“教化”，就是“以教道民”、“以教化民”，黄书光先生是这样定义教化的：在“下”者经过在“上”者的价值施予与导向，致使其内在的人格精神变化发生变化。[1]由此可见，教化不仅具有教育的意蕴，更具有政治的意蕴，中国政治正是通过“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传统，以建立美好社会，实现最终的政治理想。中国古代思想家极关注教化，认为社会治理过程即教化过程，西汉陆贾云：“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新语?大政下》）。而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学即教化之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指出：“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本文以孔子为例，剖析孔子的教化思想，以期孔子思想体系更清晰的呈现，从而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儒家思想的脉络。? 一?? 有道之世——孔子思想之主旨? 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道不行于天下”的春秋后期，这是一个周文疲蔽、诸侯征战、公卿贪婪、民不聊生、天下大乱的时代。面对社会动乱、文化凋零，“天下无道久矣”的局面，孔子有一种不忍、不安的淑世情怀。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栖栖遑遑，席不暇暖，“累累若丧家之犬”，奔走于列国之间，其目的莫若奉天行道，济世救众，求得“天下归仁”的“有道之世”。奈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孔子也只能喟然长叹“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表明天下无道，孔子虽有德而无位，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而已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可见孔子人格之完成、精神之超越，全在乎政治领域，如？？圣人是孔子的理想人格，孔子是这样描述圣人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可见惠民、保民的经世之人才可称为圣人。 如果从政治视域出发，我们就可以更清晰、更深刻地明了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史记?太史公自叙》载有孔子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不尚玄远之言，“深切著明”之“行事”就是经世之事用。“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作为“万世之表”的《春秋》是孔子志向的表征，而庄子是这样评价《春秋》的：“《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庄子?齐物论》）《论语》记载了公山弗扰占据费市而反，要招用孔子，孔子欲往，子路加以反对，孔子不无感慨地说：“夫招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可见孔子抱负和理想全诉诸政治。 孔子执著于政治，希冀他的理想——有道之世实现于世。《论语?子路》记载：昔者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之，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哉？”曰：“教之。”可见孔子也极关注国计民生，但“庶之、富之”是治国之本初义，还有所欠缺，“富而后教”才是治国之终级义。国富民强并不意味国泰民安，民“庶之、富之”之后还有精神导向问题。《论语?阳货》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己”。孔子非提倡博弈，而是要求民要有所用心，用心于何？用心于“道”。民不知“道”，水流趋下，“庶之、富之”，民多驱“淫”，而民风薄；如何堤防之？唯教所导，导之以德，训之以道，而民德归厚。可见“庶之、富之”只是立国的基础，而“教之”才是立国的根本。孔丘与子贡的一次对话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