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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碎片化时代下的司法和民意 　　摘 要 网络迅猛发展催生信息碎片化时代的到来。信息碎片化使得司法空间日趋开放，民意的表现形态更加多元。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广泛存在，表面上看，掌握信息量较充分的司法机关却往往被掌握碎片化信息的民众汇集的民意所左右。实质上，其背后往往是权力越界干预司法的病态机制在滋生、蔓延。构筑良性的民意与司法互动机制，一要探索司法职业化和民主化辩证统一的司法独立之路；二要民众理性的对待法律。 　　关键词 信息碎片化 信息不对称 民意 司法独立 理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第十六届上海师范大学学生科研资助项目“信息碎片化时代下的司法与民意”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永飞，上海师范大学2010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社会学；蒋传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理学、法社会学、法律文化等。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118-03 　　一、司法和民意沟通之语境——信息碎片化时代的到来 　　当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时，这个社会便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碎片化”：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一性——从精神家园到信用体系，从话语方式到消费模式——瓦解了，代之以一个一个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微博等迅捷信息传播平台的出现，中国社会已然处于信息碎片化时代的帷幕之下。信息碎片化表现为信息传播的大众化与分众化两方面。信息碎片化时代的到来对传统司法的空间结构及民意的表现形态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信息时代带来的问题就是它动摇了我们的过去。具体而言，传统司法的空间结构从整体上日趋开放。而民意的表达渠道则更加多元，由被动的接受信息到主动的选择案件进行评论，民意的表现形态呈现个性化和多样化态势。 　　（一）信息碎片化时代下开放的司法空间 　　理论上，司法场域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结构——既能保障司法应有之独立性又能兼顾民意的合理性。即如罗尔斯“无知之幕”的假定那样，双方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能力、理智、力量等情形都被遮蔽掉了，法官基于理性依法居中裁判。而现实是中国传统司法受礼法二元文化影响，传统法官多采用平民化、大众化的思维方式，力求判决能够体现民众的意愿。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判案时多强调衡情度理，法本原情。但由于当时信息传播媒介所限及普通民众参与案件审判的积极性与现实可能性，当时的司法空间结构总体而言是较为闭塞的。而身处信息碎片化时代帷幕之下的现代司法已从幕后走向前台，屡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较之于中国传统司法审判而言，现代司法的民主化进程得到推进。同时，司法场域也日趋开放和复杂，它甚至成为各类带有政治、文化冲突等主题因素的各类“公案”的竞技场。 　　（二）信息碎片化时代下民意的界定及合理性问题 　　民意在当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无需赘言，无论民主政治还是威权政治，它都是一条无法绕开的河流，但是想给民意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却绝非易事。美国政治学家凯伊感慨道：“要很精确地来谈民意，与了解圣灵的工作没什么两样。”目前学界对民意的界定尚无定论。大体而言，学界多从民意的生成主体、概括民意的特征及区分与其他相似概念等方面来界定民意。如有学者认为民意应当是指民众与公共领域相关，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意志，是个人意志、集团意志和公共意志的统一，包含了少数和多数、公开和潜在、正义和非正义的民意。孙笑侠则指出，广义的民意等于舆论，民意亦不同于公意，民意欠缺必要的程序性特征。民意具有情绪化、易变性、群体极化、碎片化、分裂花、娱乐化等特点。笔者认为，美国民意学者文森特·普瑞斯关于民意的界定较为合理，即所谓民意，是指“在特定行为脉络下，公众对于集体所关注的特殊事件行动，所采取的一种意见表达的判断”。 　　在中国传统社会乃至今日，民意似乎天然具有合理性，它经常不需要程序机制的过滤便直接进入司法场域并作为断案的依据。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职业化法官，在其审判过程中没有形成职业化的思维方式，而是采用平民化、大众化的思维方式，其实质在于用大众思维来制作判决，力求判决能够体现民众的意愿，即民意取代了职业思考。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此外，中国历史上既有法家式的法律决定论，也有“经义决狱”的法律传统，后者为针对司法活动的伦理性评价提供了相当的话语空间。当代司法的现状也不例外，在能动司法，大调解，维稳政策压倒一切等背景下，考虑到政治社会影响，民意未经程序过滤进入司法的情况时有发生。当然，这种民意的天然正当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自身具有的“民主外衣”。司法民主的王旗成为民意堂而皇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