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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妇女强制挂环现象的法律问题探讨 　　摘 要 针对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我国多地均存在新生婴儿登记户口，母亲被强制要求上节育环的情况。与此同时，亦有来自河南、北京、深圳等9地的13位女律师联名上书公安部、计划生育委员会，建议尊重女性、尊重公民的生育自主权，以及自主选择避孕方式的权利，不要强制女性上环避孕。本文将对此现象涉及的妇女生育避孕自主权问题以及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限度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 生育自主权 计划生育政策 行政权力滥用 　　作者简介：纪文哲，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061-02 　　近日，“办理准生证需盖章签字40多个”、“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两则新闻让我们看到了“公章旅行”的泛滥之势，也看到了行政门槛之下，民众权利的逼仄。那么就上述有关现象，我国法律是否有过明确规定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七条，“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同时，各地公安机关的实施细则并无需要上环证明的规定，父母们只需要带《出生医学证明》、双方《结婚证》、双方《户口簿》及《居民身份证》即可办理户口登记。因此先上环或采取其他节育措施为前置条件是毫无法律依据的。而且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国家应保障公民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新生儿登记户口是其成为中国公民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应是无条件的，不该与其母亲是否上节育环挂钩。我国于1994年加入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其中确立的原则中明确主张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普遍取得保健服务，包括有关生殖保健的服务，其中包括计划生育和性健康。生殖保健方案应提供范围尽量广的服务，而无任何形式的强迫。将上户与上环挂钩明显与该原则相冲突。然而，一些管理机构却设立出行政门槛，与国家相关制度以及法律规定背道而驰。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下，许可是最经济也最简单的许可方式，但由此也带来了权力对市场和私权的干预过多，以至于什么都想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以“强制女性上环避孕”为例，这样的前置条件明显是掩耳盗铃。一则，时下的避孕措施种类繁多，不管那种方法，只要有效就行。而上环避孕不过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况且个体差异的不同，不但在效果上也不尽相同，对有的女性还有身体上的伤害。二则，避孕环又不是“一植定终生”的“神器”，既可安亦可取，若一个人要存心生育，又何惧这小小的麻烦。一个如此无效的行政门槛，设之不仅毫无意义，反倒给群众带来纷扰，并损伤管理公信。同时，户籍制度的功能在于登记统计，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但现在户籍制度被人为地额外增加了其它不该有的职能，如上户先上环。这样有可能造成不公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益。 　　一、妇女生育自主权问题及其对策 　　上述现象中，涉及到行政机关侵犯女性避孕方法选择权以及生育自主权，而这只是妇女生育自主权问题的一方面.在涉及性别的社会问题中，虽然政策和法律规定了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计划生育的任务，而在女性的多重社会角色中，社会性别赋予女性最主要的社会角色就是社会人口再生产的承担着。计划生育直接的和主要的承担着仍然是广大妇女.这主要表现在家庭中承担避孕责任的八成是妻子我国约40%的育龄妇女曾意外妊娠每年约1300万妇女因意外妊娠人工流产，家庭中承担避孕责任的八成是妻子，仅11%的孕龄夫妻选择男性输精管结扎术。据统计，我国约有40%的育龄妇女曾经意外妊娠，每年约有1300万妇女因意外妊娠而行人工流产。而在中国家庭里，承担避孕责任的八成是妻子，家庭中避孕套的使用率也相对较低，很多夫妻都是通过妻子吃避孕药或在宫内安放避孕环来避孕。选择男性输精管结扎术的孕龄夫妇比例更低，仅占11%。女性在生育过程中付出和投入远远大于男性.虽然政策规定了夫妻双方在生育问题上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但女性往往要承担较多的责任，她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男性多得多，支付的机会成本和身心痛苦也比男性大得多。因此，对于妇女生育自主权的关注，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对此，广大社会应树立起男性在夫妻生活中同样也应承担避孕的责任的观念。公众应该更多的了解男性避孕知识，在节育术上应该根据夫妻双方的身体状况作出适当的选择。选择男性避孕手术，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可避免对身体素质不好、不适宜施行手术的女性造成身体伤害。生育自主权是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与其它由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 　　二、行政权力滥用问题及对策 　　行政许可是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