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前副台长陈汉元.docVIP

央视前副台长陈汉元：一只电视界的他走进来的时候，左手提着皮包，右手拄着一把黑色的长伞。深色西裤，白色衬衫，银灰色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往后梳着，仿佛从影视剧里走出的一位清俊儒雅的长者。 　　央视“影视之家”的这家咖啡厅，竟然没有任何热饮，陈汉元让服务员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不紧不慢地跟我聊起来。他显然对这里很熟悉—白开水与黄褐色的老式桌椅，也许20多年来就不曾变过。 　　陈汉元身体不大好，5年前得了帕金森症。他自称离老年痴呆越来越近，“经常会说些痴话，糊涂的话”。 　　近来，他的“糊涂话”又多了起来。“中国电视缺少真正的新闻”；“央视再不改，就该关门了”；评价老搭档赵忠祥：“怎么找这么一个老头来主持如此时尚的综艺节目......这样请他去是出他洋相”。 　　这些话，在网络上传开后，很多电视圈外的人被这些“出位”的话所吸引，有人惊愕地发现了一只电视界的“牛虻”，有人目睹了陈汉元在公共领域的“复活”—而熟悉的他人说：陈汉元一直就是陈汉元。 　　纪录片界的“老爷子” 　　几年前，我在北京一次DV大赛颁奖仪式上第一次见到他。他默默地坐在会场，凝视着眼前众多年轻的面孔，没有很多话，似乎在估测这个“人人纪录”的时代。 　　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谈了对DV的看法。“那么多人对同一个事件进行记录，应该是比较真实和可靠的。”他话音一转，“现在的纪录片，相当多是虚构的，是虚假的。这给后人留下了麻烦，后人要花很大力气、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甄别。” 　　这个看法，从他口中说出实在石破天惊。陈汉元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界是什么地位？那是“老爷子”—50多岁开始，很多人就如此称呼他了。 　　1995年，在读研究生的石屹要做一篇论文，先后采访了20多位国内纪录片界的人士。这些人告诉她：“你一定要找陈汉元，要不你说不清楚。” 　　现在已是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的石屹说，虽然陈汉元近期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诸多争议，但陈汉元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他好像是为电视而生，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改变了中国电视节目的样式。” 　　这种改变首先是在纪录片领域。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仁企画决定合 拍电视纪录片，几番周折之后，总撰稿的任务落到了陈汉元头上，制作出了后来轰动一时的《话说长江》。在这之前，他的《收租院》、《下课之后》、《雕塑家刘 焕章》等作品已大获成功，他也升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 　　制作《话说长江》之前，陈汉元提出一个有点“怪异”的要求：所有参与制作的、写稿的人员，一律不许用“爱国”和“爱国主义”这几个词，但是要让观众看了之后，还要觉得这个片子真的是爱国主义教科书。 　　《话说长江》播出之后，轰动一时。除了摒弃老套的说教式语言，这部纪录片做到了很多 个“第一”。纪录片首次有了主持人，陈汉元找来满头银发的话剧演员陈铎坐在镜头前，“显得有分量”；每周日晚的黄金时间播出，结尾使用“欲知后事如何，请 听下回分解”的评书式悬念，让观众看得欲罢不能。 　　你很难想象节目有多火—《话说长江》，以及之后的续篇《话说运河》，两者的收视率都曾达到30%，即便近年荧屏最火的《士兵突击》、《潜伏》等电视剧，也难望其项背。 　　1988年，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开拍，当时已成为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出 任制片人。他在央视首次以招标的模式，选出了总编导刘效礼。他给刘效礼的两点意见，再次推动了电视的变革：一是多拍长镜头，保证画面真实，二是大量运用同 期声，“镜头盖一摘下来，话筒就要同步打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纪录片就是陈汉元的“萧何”。 　　1988年，那部探讨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政论风格的纪录片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当时 陈汉元正是这部片子的总策划。不久，片子的主题遭到了激烈批评，“这部片子引起轰动时我没说跟它没关系；所以，遭受批评了，我也不能说我跟它没关系”。因 此，陈汉元也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他的副台长职务被免去。 　　丢官之后 　　丢官了。有人问他感想如何？ 　　他回答得很诙谐：“别人是党校学习后一般都升了官，我是提高了觉悟，免去了职务。很有意思。”央视随后对陈汉元的任命，出人意料：梅地亚宾馆的中方经理。有人提议陈汉元做董事长，陈汉元开玩笑地反问，我因为不“懂事”才被免去，现在又做董事长？ 　　他真的没去，不是抗命，而是再次被火线“重用”。中宣部借调他去做总撰稿，编一些鸦片战争、九一八事变等为主题的教育片。“台里觉得挺奇怪，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思想上有问题，才被免了，怎么又去做党内教育片的总撰稿？” 　　有人曾经说，陈汉元如果不当领导，专门去搞创作一定会很有成就；反过来呢，如果不搞杂七杂八的，专门当领导一定也会很好。这种人生角色的穿插与错位，贯穿陈汉元的始终：他电视生涯的下一个角色，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 　　由于正职长期生病，陈汉元成了中心的实际负责人。他策划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