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与精神贵州化与精神.docVIP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 侯旭东 刊《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4-28页；蒙作者提供，象牙塔网络首发 　　内容提要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大陆中国史理论概括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 专制主义 专制政体 学说史 孟德斯鸠 明治维新 中国观 梁启超 　 　　时下的各种著作、报刊文章乃至各种课本中在涉及中国历史上秦至清的帝制时代时频频会出现“专制”、“专制皇权”或“专制政体”、“专制主义”之类的表述。具体说来，“专制”既用来描述个别皇帝，如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亦用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二千多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这一论断成为大陆中国史理论概括的基本观点之一，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无需详论。此说不仅盛行于国内，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也有一定影响。[1]正是由于这种深厚久远的影响以致学界几乎视之为当然，而丧失了对此论断的反省能力[2]，使得这一论断成为众多学者认识中国历史的无意识框架，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同时，这一论断不仅成为20世纪以来书写“历史”的重要中介，自出现之时起，它就直接卷入历史实践，清朝的灭亡与此说的流行有相当的关系。将它视为“深刻改变了20世纪几代中国人感受力的”重要论断之一并不为过。[3] 　　其实，如果我们挖掘一下这一论断的根底，不难发现它并不是什幺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一种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关于这一问题，台湾学者甘怀真做过初步的梳理[4]，大陆学者也开始关注[5]，笔者亦曾有所涉及[6]，这里将对这一说法产生与流传过程，接受背景、影响与后果作进一步的探讨。除了对该说的西方渊源与日本中介作简单的回顾外，讨论的重点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希望能有助于中国学者认清这一论断所包含的问题，进而有助于推进今后对帝制时期统治机制的重新认识。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只是对关于中国古代政体及皇帝本性的一种“论断”的传播、发展历史的剖析。具体说属于词汇史[7]、观念史，泛言之，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并不是对帝制时代二千多年中实际运转的中国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对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绝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 　　思想史研究大体有两种路数，一是侧重探讨学说内在逻辑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8]，一是注重学说发展与社会、局势乃至权力间的关系的“外在理路”[9]。后文首先厘清这一论断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对其流行的背景作些分析，可以说是两种路数并重。“知识考古”一词出自福柯（Michel Foucault），指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这里则借用来分析一种具体论断的发展史。[10] 　　“专制”一词很早就见于中国文献，《左传·昭公十九年》有“晋大夫而专制其位”的说法，《韩非子·亡征》在讨论导致亡国的种种现象时指出“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后面又说“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也，可亡也”。的确，中国传统文献中 “专制”一词并不罕见，但其含义几乎都是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之类等掌管应属于君主的职权，具体又分为受命专制与不受命专制两类，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属于擅权。并非用来描述君主，更不是指一种政治体制。[11]现在所说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乃是近代引入的新含义，是对西方政治学术语Despotism的翻译，“专制君主”则出自英语despot一词。亦有人用“专制主义”翻译英语“Absolutism”，实际是错误的，该词正确的译称是“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在欧洲历史上有特定的含义。[12] 一 西方的“专制政体”说与“中国专制说” 　　关于“Despotism”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来龙去脉，前人已有系统的介绍[13]，不拟详细引述。这里仅就与本文有关的内容稍作讨论。 　　追根溯源，“Despotism”来源于“despot”，最早为希腊语“δ?σπ?тη?”[14]，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很多关于它的描述。诚如论者所概括的： 　　专制政体很明显的，从一开始就是欧洲人用来理解亚洲政府和习俗所用的概念：一般总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