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文赏析(11.20)重点.pptVIP

一、公文的源流及发展 我国的公文，从公文信息记述传递和保存的方式方法去划分，大致可分为八个有所交叉的阶段 ： （一）结绳、刻契记事与象形文字公文 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夏代以前，当时中国社会还属于原始公社（仰韶文化）社会前后，还未出现甲骨文，社会需要与产生的公文信息量还不很多，而且没有文物确证，只能算一种推测。 （二）甲骨公文 甲骨文是距今三千多年前殷王室后期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目前出土已在十五万片以上，甲骨文中有不少围绕王室活动为中心的官方文书，诸如战争、祭祖、气象、财产分配等，其结构完整，有事由、情况、办法及占卜时间、“起草”的贞人（商吏官名，掌用占卜）姓名，已具备公文雏形。 （三）金文公文 以青铜器为载体代表，以铭铸为著文手段，指通过制范铭铸在陶器、玉器和青铜器上的公文。典型代表是虎符，即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 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是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伏虎形状的令牌。虎符一劈两半,一半交给将帅,另一半由朝廷保存,只有两者勘合,才可以调兵遣将。 另外，还有西周著名的《毛公鼎》，铭文四百九十七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 甲骨质轻体薄，青铜笨重价高，贵族阶级为了满足权力欲望，显示威严权势，强烈需要一种更为厚重庞大的载体来记载刻录公文，石碑应运而生。石刻碑刻始于战国末年秦朝初期，盛于魏晋时期。到了汉代时期，铜器公文一般就只记录年月工名，宏篇巨制则以石碑为主，公文载体逐渐由青铜器转为石碑。石碑公文宏伟大气，历时更长，受众更广，能够强有力地体现公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能够更好地将作者著文的目的放大并加以强调，大大加强公文的功能。 在甲骨、青铜、石碑上雕刻文字，费时费力，于是人们发明了方便省力的书写工具——毛笔，不仅使文字形体发生很大改变，也使公文载体发生重大变革，由笨重坚硬不易携带书写的石碑、青铜等转向轻便易书写的木片、竹简，于是产生了“简册”（用麻绳或牛皮筋串起来）。简册成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最为广泛的书写材料，甚至成为书籍的代称。秦始皇当政时，每天要阅读的简册公文需要几对太监合力共抬，这一方面反映了秦始皇勤勉政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竹简作为公文主要载体的地位。 早在纺织业起步时期，就有人在布尺上书写公文，但是受生活水平限制并不常用。到了汉朝时期，社会发展，生活富足，为了彰显天子威严，宫廷范围内开始使用昂贵奢华的丝绸绢帛书写诏书下发圣旨，绢帛成为公文的一种载体。绢帛价格昂贵，并不适用于普通大众，所以它并不是公文的主要载体，却是重要载体，在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作为威严地位的象征被沿用。 （七）纸张公文 汉代造纸术发明，纸张产生，公文载体发生历史性变革。因为经济实用、携带方便，纸张成为公文书写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载体，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随之产生了公文的折叠、卷轴、骑缝、修改等制度。从此公文进入飞跃发展的时代，一系列公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以此为基础。 （八）电子公文 20世纪90年代后各国政府纷纷将电子政务提上日程，首先从纸质公文的电子化入手，以实现无纸化办公为首要目标，于是以电子为载体的电子公文历史必然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公文的载体再一次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革，进入电子时代。 （三）寓理于情、以情感人 多年来流行的看法，认为公文大多是“官样文章”，“晓之以利害”可以，抒情则大可不必，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公文的种类繁多，其写作方法的变化运用也是多样的，古代公文中也有一些名篇采取了“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手法，去实现作者的目的意图。如果说《出师表》的“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多少还有点公式化气味，那么李密的《陈情表》则是真正“以情动人”公文典范。 当然，文章不能为简而“简”，况且文章繁简“非因字句多寡、篇幅短长。若庸絮懈蔓，一句亦谓之烦 ；切到精详，连篇亦谓之简”。也就是说 “言简意赅、文约事丰”同字数少并不可划等号，按照实际需要，考量文字的使用，不多余一个字，不随意书写废字、空话，才是此中真意。 （二）善用典故，善引诗词 古人在公文中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引经据典，予以佐证，以增加公文的份量，增强公文的说服力。比如贾谊的《论积贮疏》第一句话就引用了管子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唐代韩愈的《论佛骨表》大量引用典故，引用先哲贤人的话语，最后一自然段开关第一句就是“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人们或借古人之言，或托圣人之事，都十分精当绝纱，令人联想，启人思考，使文章的份量加大，说服力增强，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修辞丰富，文风活泼 古代公文中的修辞手法也十分丰富，尤其是一些大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