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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教育家有效教学思想初探 姚利民 有效教学是教学过程合规律性、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的教学。人们对教学的研究和探索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研究和探索更好地教学，即降低教学所耗，增大教学所得。可以说，自教学活动诞生起，中外教育家即在研究和探索有效教学，并因此孕育、积累了丰富的有效教学思想，挖掘、整理中外教育家的有效教学思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于指导我国学校当前的有效教学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的有效教学思想 中国教育家的教学思想和教学实践包含了有效教学的思想。孔子提出教师教学要了解学生，“听其言而观其行”，要按照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使学生的特长得到发展。他还主张教学要实行启发式，举一反三，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二隅反，则不复也。”[1](P19)使学生“闻一以知十”[1](P19)。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其投入学习，进而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显然关注了教学效率。孟子也十分重视启发式教学，认为教学要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变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2](P94)他还认为教师不应诉诸强制的手段，而要适时地点化。在他看来，理想的教学“有如时雨化之者”，所以他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2](P97)《学记》进一步总结并发展了孔子和孟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主张“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1](P96)。明确指出：“善教者使人继其志”[1](P97)，“善教”即教学要有效，这可能是最早的有效教学思想。《学记》还通过论及“善学者师逸而功倍，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善问者如攻坚木，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不善答问者反此”[1](P97)说明教与学要注意投入利产出的关系，通过正确的方法提高教与学的效率。汉代董仲舒提出了教学“圣化”的思想，“圣”指学问技术有特高成就，教学圣化指最好的教学。他说：“善为师者，既美其德，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弗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人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3]意思是，做好教师，既要提高思想品德，又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及时施教，掌握教学内容的分量，快慢适度，对学生要考核督促而不使其感到苦恼，了解学生的活动，据性之所近，使取得成就，这样就能事半功倍，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这就是圣化，我取这种教学。这种教学圣化，可以说是对《学记》中有效教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张载认为，教学既要注意学生的可接受性，即“教之而不受，虽强告而无益”。[2](P375)又不可躐等，即“教人者，必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当知谁可先傅此，谁将后倦此。”[2](P375)还要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他说：“教人之难，必尽人材。观可及处，然后告之”。[2](P375)在他看来，这样的教学才是有效的、理想的教学。王夫之认为，教学过程不只是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的过程，而应该是一种自觉的认识过程。他不同意“学，效也”的传统解释，认为学习不是简单模仿，而是主动的自悟，即“学，觉也”。因此，他认为，教学过程就是启发学生“自悟”的授业过程，教学的一切措施和方法都是为了使学生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不自觉转化为自觉[4]。也就是说，教学必须让学生参与或投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只有这样的教学，才能称作好的教学，有效的教学。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教育家蔡元培从“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的教育目标出发，认为教育要按照儿童的兴趣和个性特点，使儿童自然的自由发展，因此，“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5](P578)为了贯彻他的崇尚自然、发展个性的教育原则，他要求教师的教学不要“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而必须“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只有当学生有困难而自己又没有能力解决的时候，教师才给以帮助。教师不应该“要学生圆就圆，要学生方就方”，而应该注意学生不同的特性，“遇有特别天才的，总宜施以特别的训练”。[6]也就是说，要根据学生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这一理论体现在教学上就是“教学做合一”的思想。他发展了宋代理学家朱熹关于“教：举之法”要根据“为学之方”的思想[2](P395)，主张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反对教和学的脱节现象，认为教学做合一的理由是：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生学的法子；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先生应该一面教，一面学[5](P614—618)。他还强调教师的责任不在教书，而在教学，培养学生做事——在实际生活中取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