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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之法析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提要] 1、法家之“二柄三刀”； 2、法与时转，治与世宜； 3、法家之人性论——好利恶害； 4、法之理； 5、垂法而治； 6、法之立； 7、法之司：明法、依法、壹刑和重刑； 8、法之诟。 1、法家之“二柄三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时期，传统的礼制、分封制、井田制、世卿世禄制等土崩瓦解，新生的郡县制、土地私有、地主经济、公开选士制以及权力集中制等纷纷涌现，有的登上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并成为新的主宰，如郡县制、权力集中制等，并且影响与制约中国数千年。政治经济环境的宽松，必然导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法家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在法律思想方面，法家为中国古代法律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法家最大特点是“严而少恩”：“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得明智的国君重用人才和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些人才又推动着各国对统治方法进行变革。在各国的变法改革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们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打破礼制、鼓励耕战、以法治国的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又充满功利主义色彩的主张和思想，后人将他们统一称为法家。 在春秋时期，法家主要是进行理论准备，其代表人物有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邓析等。战国初期，法家的主要实践者有李悝、申不害、慎到、商鞅等；战国后期法家的主要代表是韩非、李斯等。 法家的理论主张，有人将其概括为“二柄三刀”： 二柄指“奖励与惩罚”；三刀则指“法，术，势”。其中重法的是商鞅，重势的是慎到，重术的是申不害，而韩非是法、势、术相结合的大集成者。 法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指导了这个时期的政治实践，也取得明显的实际效果。秦代是法家学说地位最高的时期。经过了实践检验的法家学说，不仅仅成为官方的政治法律指导思想，而且也被官方大力宣扬，企图弘扬到民间，变成社会普遍接受的唯一意识形态。由于秦政苛暴，十五年便亡，说明仅有严刑峻法与帝王的一套权术，还不能使统治维持久远。“阳儒阴法”或者“外儒内法”。所以，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总的来讲，法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以法家思想为主所创立的中国专制主义制度，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脉相承，不绝如缕。 2、法与时转，治与世宜。法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历史不可能重演或者倒退，所以不同的时代应该用不同的统治方法，一切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都必须随着历史的前进而相应的发展变化，不能应循守旧、墨守成规，更不能复古倒退、固步自封。这是法家的应时以变的历史观。 比如商鞅就批判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守旧观点，提出“不法古、不循今”。他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各个时代各有自己的特点。上世：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爱亲人，贪私利，所以，可以用“亲亲”统治；中世：出现了抢夺、争执，但是尊重闲人、喜爱仁慈，所以，可以用“仁义”统治；下世：私有制、君主和刑法出现，尊重官吏和贵族；今世：各国忙于兼并，民众有技巧而奸诈，所以，在下世和今世，亲亲和仁义都行不通了，所以只能改变统治方法，用“法，术，势”来治理国家。 韩非也反对“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今之民”，提出了“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看法。他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来论证统治方法转变的必要性，他认为上古时期，“人民少而财货众，故民不争”，德、礼就能治理天下；现在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从国家生存环境来看，战国时期事“强国事兼并，弱国事力守”，“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因此德、礼已不足为治，所以，必须改变旧的治理方式，变法改革，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法家用其历史观证明了儒家主张的德治、礼治已经落后于时代，“时移而治不易则乱”，所以，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治理方法，那就是要推行法治、变法图强。 3、法家之人性论——好利恶害。从人性方面讲，法家认为人的本性古往今来就是“好利恶害”或曰“趋利避害”的，也就是说，人是自私自利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管子·禁藏》中讲：“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而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万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商鞅也说“人生有好恶”。又说“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韩非提出“人人皆挟自为心”，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利益来决定的，父子之间和君臣之间也是如此。《韩非子·六反》中讲：“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