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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史料解读中的微观与宏观 黄惇 我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有感于在书法史研究中时常会碰到这类问题，研究者往往囿于微观的材料，却不知这样的材料如何给以上升。通常讲深入，不要留于表面，要做微观的研究，做个案分析，但这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找寻规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深入，必然要回到宏观上来。 做书法研究，离不开史料，第一大类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史料包括书画著录 、史传、文人别集、笔记、谱谍、宗教典籍、地方史志、古籍的检索电子书籍、未出版的古籍、未加以整理的手稿、金石文字史料等，第二类是书法图像史料（墨迹、碑、帖）；第三类是口述历史的材料；第四类是考古新发现的材料；第五类是田野调查的材料。 我们在做研究时，对材料的宏观解读包括：对于书法史上的重大问题，涉及时代、书风、流派、思潮，对其进行定位、下判断。具体研究一位书家，对书家的整体定位、风格判断、阶段分期，当然也应视为宏观的把握。也就是说，宏观的把握一般都是需要通过综合史料后整体考虑的。对材料的微观解读包括：一条重要的细节史料，可导致问题的重大突破，比如一个卒年、一件作品、一本佚书、一条题跋、一方印章、一个语词，都可能是整个历史发展线索中的一个重要的链接点，如果这个链接点被我们抓住，就有可能解决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从而上升到宏观层面，使我们对规律性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宏观的思考如果草率从事，不注意微观的支撑，或对微观史料把握不准、或对书法史料解释有误，都能导致宏观判断的失误。没有微观研究的宏观，是空中楼阁，是在沙滩上建房子，很容易毁于基础的薄弱。当然有些研究者，不懂得在微观中寻找规律，宏观把握，也就只能就事论事了。这就是宏观与微观的大致关系。 在处理材料时的具体要求是：一、在解读书法史料中发现微观问题，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要发现问题，一是读前人文献，从中找寻尚未被前人解决的问题。二是开崛新的史料，发现被前人遗忘、忽略的问题。三是解决以往前人没有解决或弄错的老问题。这种寻找和发现，往往是从细节作起的。因此，即便是显学,仍有很多可做的事情。下面我以金农为例来谈一谈。 金农(1687-1763年) ，杭州人，扬州八怪之一。活动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卒于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原名金司农，三十九岁时更名为金农。我在对金农进行研究时，特别考证了其署“金农”与“金司农”的使用界限，以及印章的使用与搭配情况。发现有三种情形：①、 “金司农”签名和“金司农”印章同时出现者，时间在三十九岁前，而此前从无“金农”签名和印章。②、“金农”签名而用 “金司农”印章者，时间在三十九岁春天北游之后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③、有“金农”与“寿门”印章者，均出现于三十九岁北游之后。而同时再也未出现过“司农”签名。由此我发现，金农这个名字在三十九岁前是不存在的，那就可以确定金农本名金司农，不是号也不是字。微观的研究，最重要的是不放过细节，作品上的签名、钤印即是如此，我们的研究甚至可以细到将有纪年的作品上的签名和钤印，逐年排列。从所举例的作品可知：雍正二年秋九月，38岁的金农已决定北游 ，因为此前他已接受山西泽州陈幼安的邀请。金农视此次北游为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的壮举。经过数月准备，到次年三月才离开扬州。他先赴北京，九月再赴山西。北游共历四载馀，到雍正八年是才南归扬州。从39岁前金司农的署款及其款印可证实：1、三十九岁前落款都为“金司农”。2、款印有：“金司农”、“寿田”、“江湖听雨翁”。 3、闲印有：“金氏冬心斋印”、“与林处士同邑”。那么，我们会有疑问，金司农何时更名为金农？我们来看金农的一件作品，《王彪之井赋轴》，作于雍正三年乙巳 (1725年)首春，时金农39岁。创作时间为金农北游前夕，距前介绍的雍正二年九月的两个册子，仅隔三个月。这是我们现今所能看到署款 为“农”的第一张作品。但是其上仍然用“金司农印”。在金农研究中，我既然发现了改名的问题，我还要追下去，打破沙锅问到底。“金司农”为何更名为“金农”？改名前后的书作发生了什么变化？对我们了解金农书法的发展有什么价值？如何对金农一生的各体书法作品作出分期，以及金农书法在前碑派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有那些？因此，这样的追问就使微观的发现向宏观的方向提升。对上述疑问，我们可有如下解释：作为初名的“司农”，为其父母或老师所起，是一种功名利禄的寄托。金农将 “司农” 改为“农” ，由封建时代管理农业的最高官员，理想中的人上人，一下子变成为最底层的“农”夫。一字之差，天壤之别。饱学之士的金农当然不会不知。考察其原因，与金农三十九岁前的境遇有关：1、三十岁时金农父亲去世，因此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靠。2、他曾跟随二载的老师何焯（义门）失势，使其深感前途未卜。3、三十岁前后大病一场，生活艰辛。4、三十五岁起金农赴扬州，以卖诗文、书法为生计。“司农”之梦破灭，他却天天要写着这样一个名字。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