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三章.docVIP

第三章 理性化以及意识形态再塑造 只有一种东西比人类的思想史更有趣，那就是民族的思想史。 -----------泰勒（Moses Coit Tyler） 3.1 隋唐时期的文化 佛教顺应尝试理性的自我调适——禅宗四大教义与人之常情天然合理——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兴衰——隋唐入学入世精神对{无为}及有神论的遏制——常识理性与儒学的紧张。 为了分析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必须研究常识理性对儒学的改造，特别是从隋唐时期开始常识理性与文化思想的联系。一谈起隋唐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人们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学，但是为什么隋唐儒学内容平淡且在思想史上不具重要性，而在社会上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却是佛教与文学艺术？确实，正是在隋唐两朝，中国佛教思想有了极大发展，那些有别于印度的中国佛教宗派盛极一时，完全取代了南北朝时站主导地位的佛学思想。我们认为，隋唐佛教的千姿百态与儒家的平淡，恰恰是因为常识理性对文化的改造。常识理性强调的入世精神与儒家相一致，但却与佛教舍离此时的价值取向相矛盾。因此，只要常识理性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它对文化的改造首先是指向和它对立的佛教，迫使佛教尽可能消除与常识理性是的矛盾。 唐代宗教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佛教出现入世转向。显而易见。入世转向的实质含义，正是指佛教不得不顺应常识理性对现实价值的肯定而作出自我调适。隋唐之际的寺院拥有大量地产，和世俗地主一样从事世俗经济活动，甚至办商业、开旅店，建立类似于银行的存付钱帛机构。中国佛教的入世不仅表现在寺院从事这些印度佛教徒不可思议的世俗事物上，更重要的是佛教教义的巨大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慧能对禅宗的改造，世称六祖“革命”。禅宗教义有四：一曰“见性成佛”，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二曰“定慧不二”，主张“理性”与“意志”统一；三曰“无念、无相、无往”，高度强调主体性；四曰“不依经纶”，视一切经论文字为多余。分析者四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到禅宗对佛教的改造正是使其与常识理性尽可能一致。我们在2.5节指出，自从般若空宗衰落以后，中国佛教流派大多是心性论式的，其修身模式与道德价值一元论同构。而禅宗的四大教义，无论是“见性成佛”，还是“无念、无相、无往”。都是强调人人具有的日常感情和智慧中去寻找解脱之法，这恰恰是把常识理性中人之常情天然合理，加到类似于道德价值一元论的思想方式中的结果。另一方面，既然人人自明的日常智慧和情感中已包含解脱之法，那么，成佛不需要读什么经典，一切文字都是多余的。只要做到定慧不二，去发现内心已有的解脱之法，并让向善意志指向它，人就可以顿悟了。这里把佛性变为人人皆有之向善之心，甚至是中国人所常讲的“平常心”，并把这种内心解脱和平常心之涌现称为顿悟，无疑是常识理性重视人之常情天然合理在佛教强有力的投射。更重要的是，禅宗还发明了不离世间的自性自度解脱论，主张“若遇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这是佛教界前所未有的惊天动地革命。本来，最集中表现佛教舍离此时价值趋向的是出家，禅宗却认为成佛不必出家修行，只需在世俗生活中寻求自我精神解脱。从佛教角度讲，这已经是对常识理性的入世精神最大限度的肯定了。 事实上，详细分析唐朝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变化，与其说它们普遍出现入世转向，还不如说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入世精神对形形色色佛教流派的筛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最后只有顺应常识理性的宗派能保存下来。一位学者将隋唐之世佛教演变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从公元581-667年，这是大一统帝国刚建立，各宗派纷纷创立的时期；第二期是公元668-755年，唐朝在此时达极盛状态；公元756-845年为第三期；公元846-906年为第四期。据他统计，十大佛教流派在这四个时期在风尚方面以及广义和狭义的影响力如图3.1（1）、3.1（2）、3.1（3）所示。这三组图中每种可分为（A）、（B）两项，（A）是对各佛教流派影响力的宏观比较，（B）是第一时期哪些影响力在10%一下宗派影响力的变迁。从三组图中的（A）显然可见，无论是风尚、还是广义和狭义对社会的影响力，这十大流派中唯有禅宗影响持续上升，最后占绝对优势。而各图中的（B）趋势表明，那些在第一时期影响力在10%以下的宗派，大多随时间推移，影响力不断下降，以致完全消失。因此，我们可以说，隋唐以后，禅宗成为中国只是阶层佛教徒信仰的主要（几乎是唯一）形态，其原因正在于常识理性对佛教的改造。 隋唐时期，执行大一统帝国一体化整合功能的是儒家意识形态。由于儒学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同常识理性一致，当时常识理性尚没有根据自身的逻辑重构官方意识形态。正如余时英所指出，唐代儒学只是南北朝以来章句之学的延续，即它只是官方政治文化，同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脱节。这一时期的儒学，这要是顺应大一统的需要迅速崛起。南北朝中后期，儒学首先复苏汉代古文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