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第四章.docVIP

认识的本质和过程 认识的本质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 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及其现代价值 1、中国哲学的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并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先后讨论过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等问题。“知”与“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然而，古代哲学中的所谓“行”与我们今天讲的实践在涵义上却有较大区别。过去哲学中所谓“行”是指日常活动而言，主要是指人的道德行为和修身养性。《周易大传》中主张将“精义”、“利用”、“崇德”结合起来，主张精研事物的义理，进入神妙的境地，是为了运用知识提高生活，健身安适，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就能穷究事物之神妙，认识事物的变化。孔子十分重视言行一致，反对言而不行或言过其行。孔子论言行一致，虽带有伦理性质，但论及到了知行的矛盾，强调知对行的指导和把知变为行的重要。在先秦的哲学家中，荀子十分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论述了知、行关系，认为一种认识或理论必须经得起实际的检验，才可以施行。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行包括认识，高于认识。 知行关系随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也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这些见解对后来人们正确理解知行关系是很有意义的。宋代时期的朱熹强调知是行的基础，主张知先行后。他所谓的“知”是明心中固有之理；而他的所谓“行”是道德伦理的践履。王阳明认为主观的意念活动就是“行”，抹煞了知行界限，提出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主观唯心论的“知行合一”说。另一些哲学家，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朴素辩证法思想运用于认识论。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统一观。王夫之认为行先知后，肯定实践的优先性，他还认为，知和行是有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知与行相互依靠的前提是各有各的功能，正由于此，才“知行相资以为用”。他批评王阳明唯心主义的“知行合一”观实质上是以知为行，“销行以归知”，完全否定了行的必要。他还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必统知”。“行”可兼“知”，是说“行”可以包括“知”。“知不可兼行”是说“知”了却未必能“行”，“知”未必能得到“行”的效果。王夫之的“行可兼知”，“行必统知”就是肯定在知和行的矛盾统一体中，行是主要方面，是知行统一的基础。王夫之还认为，由行得知，由知知行，行先知后，知行相资相用，先后互相促进，这就是知行并进而有功。所谓“进”是知行不断得到发展的意思，知行是循环往复，无穷发展的过程，这个思想是相当深刻的。 2、“知、行”关系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 中国传统哲学中对知行关系的研究对于我们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认识理论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先贤在研究知行关系时，有的强调知先行后，认为行就是知，知就是行，展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行的意义，提出了带有唯心论色彩的以知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论；有的强调“行”对于“知”的重要性，认为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使，行是知之成，提出了以行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论。这些理论思维的成果对理解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其次，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讨论是以道德理念与修身养性为主旨。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有实质上的不同，但其现实意义在于：把人的道德生活、道德实践理解为“行”的重要内容。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道德实践与道德建设也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的理论对我们研究、理解道德实践和道德建设是具有现实的启发与借鉴意义的。 再次，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一个中介性因素，它提供了很丰富的认识论的概念和范畴，只要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原则去汲取它们的合理成分，一定会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和中国传统认识论精华融通在一起，发展和建立具有现代意义和中国特色的认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能动反映论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立，揭示了唯心主义先验论与不可知论的根本错误，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性，实现了认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是反映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对立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先验论，主张“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认识路线；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映论，主张“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认识论也主张反映论，把认识看成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承认世界是可知的，这是正确的。但是，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映论，它把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看成是如同照相和镜子照东西一样的消极被动的反映。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有两个根本的缺陷：一是离开实践观察认识问题，认为人不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