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究竟担任什么职务.docVIP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究竟担任什么职务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出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决定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稍后不久，在川滇黔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接替了博古的领导职务。 那么，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张闻天究竟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呢？关于这一问题，时至今日一直都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为张闻天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 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的“编辑说明”则说，“遵义会议以后一段时间，张闻天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负总责”（《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没有提任总书记之职。 2010年修订的《张闻天年谱》，在1935年“1月15日—17日”条目中，记载“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在“2月5日”条目中，记载“中央在此举行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关于分工的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编者在后一条目的注释中，摘录了1997年杨尚昆关于“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的谈话，其意在与前一条目相呼应。（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这段历史时则写道：“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91页。）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说法，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史不足征。 张闻天到底有没有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呢？1938年2月，《救亡日报》记者洛基采访张闻天，文章发表时的按语称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4月9日，张闻天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表示，“对《救亡日报》发表的谈话应作如下声明：（甲）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谈话记录未经本人看过，因此对发表的谈话本人不能负任何责任。（乙）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83页。）。在此，张闻天明确否定了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4月12日，汉口出版的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登了这个声明，第二条略加修改为：“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成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张的声明稿中“向无所谓总书记”的说法不准确，故《新华日报》刊发时略作如此修改。 既然“无所谓总书记”，张闻天接替博古什么职务呢？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会议上发言说：向忠发被捕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酒店开会，出席者有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和博古四人，会议“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133页。）。 1945年5月3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发言，讲到应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路线错误负责，说：“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是最主要的负责人”。（《遵义会议文献》，第108、109页。）博古仍然只字没有提到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回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报告中写到博古，也只说他是中共中央书记。 张闻天接替博古的情况，周恩来后来在1972年6月10日的讲话中是这样回忆的：遵义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然就让洛甫做了。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那个时候名称也不是那么固定的，不那么严格的，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土城战斗渡过赤水河，在鸡鸣三省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遵义会议文献》，第68、69页。） 为什么在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所致的悼词中明确指出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以后，又发生变化呢？这是因为，1982年从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发现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文献。经考证，这份文献出自陈云的手笔，在编入《遵义会议文献》时，被定名为《遵义政治局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