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勋贵派系与胡蓝党案.docVIP

　明初勋贵派系与胡蓝党案 　 内容提要：本文观察明初勋贵的出身、籍贯和早期经历，考察洪武三年所封勋贵的人选与序列，认为诸将与朱元璋的早期私人关系决定着勋贵的人选与地位。那些在朱元璋名位不彰时即确立私属关系的将领，绝大多数为濠州红军早期成员，籍属濠泗地区，出身“从军”而非“归附”，构成了作为勋贵主体核心的濠州从军者一派。不同于以往对于明初勋贵集团分为“淮西”和“浙东”两派的观点，本文将整个勋贵集团分为濠州从军、江北归附、渡江后归附等三个内外圈层，后两个圈层遭到了君主和濠州从军者的压制与猜忌。本文按照这个认识框架审视洪武时期的历次杀戮勋贵事件，考察各派勋贵的命运，认为历次杀戮事件皆非针对整个勋贵集团，而是或针对归附者，或针对洪武三年受封的老一辈勋贵，或针对洪武中后期受封的新进勋贵。在任何一次杀戮事件中，濠州从军者一派所受损失都是最少的，它从来没有成为君主专门打击的目标，而是一支与君主彼此借重的势力。 　　关 键 词：明初 勋贵 濠州 从军 归附 　　作者简介：李新峰，1970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明朝是由一支不断发展壮大的军队独自建立的，未曾与其他势力结盟或妥协，“功臣宿将”①被长期视为一个遭君主肆意屠戮的整体阶层，内部分野不明显。20世纪中期，吴晗勾勒出“淮西集团”，从派系角度认识君相之争、淮西浙东之争和胡蓝党案。②但“淮西”的解释效能受到各方质疑③，它是高层统治集团的泛泛特征，并非影响部分臣僚政治地位、倾向与命运的派系因素。吴晗将洪武十三年(1380)爆发的胡惟庸案以及此后的杀戮事件概括为“胡惟庸党案”④，把胡、蓝党案视为延续十三年的一贯行动。实际上胡党案与蓝党案只是洪武后期短短三年间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爆发的⑤，应与胡惟庸案乃至其他零星杀戮事件区分开来。 　　洪武时期，勋贵的人际关系受婚姻、新军功和制度等新因素影响，但建国之初，决定勋贵地位和人际关系的，仍是战功、籍贯、出身、军中早期经历和上下级袍泽关系等渊源性因素。对此，朱鸿重视“勋臣出身背景”，指出了出身濠州者在淮西和全体勋贵中的核心地位，又区分了出身农家、地方领袖和降将者；张华根据诸将籍贯和加入红军顺序，勾勒出一个范围较严格的“淮西”籍集团；赵毅考察了朱元璋与勋贵集团之间在首属群体内人际关系方面的缺失⑥。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超越“淮西”和“胡蓝党案”两个视角，系统考察明初勋贵的派系分野，重新解读洪武时期的杀戮勋贵事件。 　　一、洪武三年所封诸侯的派系分野 洪武三年(1370)底，明朝封六公、二十八侯、二伯，是为明代第一批勋贵，也是明初勋贵的主体。六公按地位高低依次为李善长、徐达、已故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伯为刘基、汪广洋两位文臣。公、伯数量较少，不足单列以言派系，二十八侯则为高级武将，数量众多，人员构成与排序最有可能包含派系信息。 诸侯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已故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⑦排列的次序无疑体现着地位的先后，但这个序列既不按官职高低，也不按俸禄多少，而是按照加入红军的早晚顺序排定的。这一原则使濠州红军旧将即汤和至吴祯等前十四人位居前列。无论是位高名重的水军头号战将廖永忠，还是对红军立足江南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康茂才，以至军中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傅友德，都只能因加入红军较晚而依次排在大量平庸战将的后面。 　　前十四人都是在元至正十二年(1352)定远起兵后两年间加入红军。如以精确顺序论，排名靠后的王志、费聚在1352年加入红军⑧，而唐胜宗、陆仲亨等人则是红军中的年轻后辈，这与排序不符。朱元璋在濠州红军中稍属后起，诸将有先为同列后为下属的，也有直接投奔朱元璋的。若以归属朱元璋的顺序论，唐胜宗、陆仲亨等年轻随从最早，郭子兴、王志、费聚等老牌红军在较晚的元至正十四年(1354)改属朱元璋，郑遇春、吴良、吴祯则在这一年才加入朱元璋所部红军。⑨这个顺序与封侯排序十分吻合，只有汤和是例外，汤和本是资历最老的红军高官，但很早就与朱元璋深相结纳、甘为下属，又有封公之勋，只是因过封侯，理应置于诸侯第一位。总之，濠州旧将之间的位次，并非按加入红军的早晚顺序排列，而是以他们归属朱元璋的顺序为主，以在红军中的资历为辅。 　　这14位濠州红军旧将中，11人来自濠州附郭县钟离县，3人来自定远县。⑩元代的濠州辖钟离、定远、怀远三县，(11)而濠州红军是先起于定远、后据濠州的，所以诸将来自钟离与定远，都可称为濠州人。后14人绝大多数也来自淮西地区，但均非濠州人，则濠州这个籍贯因素是否非常关键呢？朱元璋是钟离西乡人，与费聚、王志、顾时尤属近邻同乡，但这些人的位次都在定远人华云龙之后。在地位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