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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质疑：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医生形象 　　论文关键词：医生形象　现代性　中医　西医 　　论文摘要：在中国文学中，活跃着诸多的医生形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中医形象主要以医德和医区分为庸医或恶医形象。随着中国遭遇现代性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医生形象卵裂为中医与西医。其时，中医往往是庸医和骗子的代名词，而西医则是良医和科学的代名词。 　　医生自古是悬壶济世的生命救治者。在中国文学中，历来不乏对此类形象的书写。可以说，中国文学中的医生形象是一个比较发达的文学形象。只不过，医生形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内涵。医生形象是一个意蕴十分丰富的文学形象。然而，历来的研究者对该形象的关注较为缺乏。虽然之前出现过几篇关于医生形象的文章，如对元代杂剧中医生形象的研究、对《金瓶梅》中医生形象的研究、对加缪小说《鼠疫》中里厄医生的研究、对美国作家辛克莱·史密斯小说《阿罗史密斯》中阿罗史密斯医生的研究等。但是研究点相对零散，并且缺少对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医生形象的研究。本文拟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医生形象为参照点，对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医生形象的研究盲区进行初步探析。要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医生形象，我们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医生形象谈起。中国古代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等都有大量的医生形象。医生形象在古代文学中并不是复杂的人物形象，它们往往蕴涵单一，且都是中医形象。此时中医形象大都以医术和医德进行分类，如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医生是良医、神医形象，而医德低下、医术拙劣的医生则是庸医、恶医形象。也就说古代文学中的医生形象文化内涵并不丰富。他们大都被置放于二元对立的伦理道德评价平台上。如善恶、好坏、忠奸等。但是，随着中国遭遇现代性之后，医生形象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的变化表现有二：第一，医生形象不再是单纯的医治病人疾病的医者，而被赋予了医治国家和民族痼疾的使命，出现了文化医生、民族医生形象。第二，它不再被简单地区分为庸医和良医形象，而是被区分为中医与西医形象。其时，中医往往是庸医和骗子的代名词，而西医则是良医和科学的代名词。 　　一、作为民族医生的中医《国语·晋语(八)》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晚清国势危殆，知识分子忧心忡忡，纷纷提出各种救国方案。在凋敝而病弱的国家面前，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严复、康有为等大都以医国者的民族医生自居，他们眼中落后的国家则如病入膏肓之病体。于是，他们指出国体之病象，诊察病灶之所在，开出治世之药方。这利，思维模式在很多知识分子笔下存活。 　　刘鄂的《老残游记》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本。《老残游记》讲述了江湖游医老残行医治病的故事。老残为人治病是表层故事，通过为人治病从而为国家诊脉治病才是作者创作的主旨。因此，《老残游记》是一部诊治国家病脉，尝试开出药方的药方体小说。 　　首先，从主人公的选取上，主人公老残是一位手拿摇铃、来往城乡、悬壶治病的江湖中医。此时的中医还未遭遇西方现代性目光的质疑。所以值得关注的是，此时的中医竟然是拯救国家危亡的民族医生形象!这与此后鲁迅等知识分子笔下以骗子形象出现的中医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因为在遭遇现代性质疑之前，中医形象还得以维持既往的体面和尊严。所以，此时的老残仍然以中医身份和国家医生的面孔出现。其次，从情节上来看，小说以老残四处行医途中的所见、所闻、所为为主导情节。作为江湖郎中的老残在小说中有多次为百姓治病的经历，如给高公的小妾治疗喉蛾病、给黄瑞和治疗溃烂病等。但是老残的真正身份是为国家把脉诊治疾病。百姓生病是国家生病的象征，而老残为百姓治病是作者为国家治病的象征。如老残的第一个病人黄瑞和的渍烂病是国家生病的象征。黄瑞和是“黄水河”的谐音。而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国的象征。而老残治疗的高公小妾的喉蛾病，即喉咙不通之病实际上是对黄河水患的暗喻。而小说开篇第一回的“危船一梦”情节表现了作者以医生的眼光为社会揭示病灶的忧虑。梦中的破船是l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国势危殆的象征。 　　刘鄂以个体生命的病痛治疗隐喻国家社会的病态这一故事模式在鲁迅的小说中得到了继承。相同的是，刘鹗和鲁迅讲述的都是生病治病的故事，不同的是，刘鹗笔下的中医是救治国家的民族医生形象，而鲁迅笔下的中医日益孱弱平庸，根本无法治愈病人。 　　二、遭遇现代性质疑：当中医遇上西医医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一支独秀。西方现代性入侵之前，中医一直是中国人寻医问药的唯一选择。设想一下，古老中国一直按照既往的社会秩序和轨道运行下去，中医将仍然是独霸一方的神气医生。但是，现代性的发生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格局。 　　伴随着西方列强舰船利炮的入侵，西医也随之在中国扎根对峙，并有取代中医的倾向，中医的地位曰益尴尬和危颓。而西医在遭到最初的怀疑和排斥之后，逐渐被中国人接受和认可，逐渐形成倡西医，贬中医的局面。西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