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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溯源 古印章起源 　中国的雕刻文学，最古的有殷的甲骨文，周的钟鼎文，秦的刻石等。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学通称“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　　玺印的起源或说三代，或说殷代，至今,尚无定论。根据遗物和历史记载，至少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印章范围扩大为表征当权者权益的法物，为当权者掌握，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行书”这个名词，有人读“hang shu”，以为是古时候市井商贾为了便于记录买卖货物数目而采用的一种书体，所以叫做“hang shu”，这是不对的，应读作“xing shu”。有些人对行的原意不理解。宋代书法家苏东坡说过：“楷如立，行如走”，他们便以为“行书”就是因为如行走而得名，这都是不对的。《太平广记》第206卷“书类”一章中记载：“行书者，后汉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变，务从简易，相闻流行，故谓之行书。” 北宋元祐年间，出家和尚仲仁，原会稽人，寓居湖南衡阳华光山，他爱梅成癖，曾植梅数本，每当花开季节，就移床花下，吟咏不辍，偶于月夜，见窗上疏影横斜，十分欣喜，遂取笔墨描绘其状。 黄庭坚看了这幅画，慨然叹道：“此画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仲仁首创墨梅，有“墨梅鼻祖”之称，对画坛影响颇大。 中国画苑中，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苦蝉的鹰、黄胄的驴，几乎全用水墨涂成，把它们称为墨虾、墨马、墨鹰、墨驴，似乎未尝不可。但出现最早，且早已“正名”的当属墨竹，可以说，它是上述数“墨”之源。可是，墨竹之源安在？据《图绘宝鉴》“李夫人”条记载：五代时有位李夫人，因其丈夫郭崇韬伐蜀，忧郁不乐，月夜独坐南轩，看到窗上竹影婆娑，甚是好看，便用笔模绘在窗纸上，次日观之，韵味十足，此事传开，人们便学用墨色画竹，于是就有了墨竹。查阅史书，郭崇韬是五代时的武官，伐蜀是同光三年，即公元925年。由此，历来画家多认为墨竹始于五代时候。《图绘宝鉴》在唐朝卷内又记载：“张立，不知何许人，蜀中画迹甚多，亦能墨竹。”此条与五代卷内“李夫人”条“自是人间往往效之，遂有墨竹”之称相延续。张立应是效仿李夫人者其中之一耳。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河南安阳郊区的小屯村发现了—个奇迹，那就是不久后誉满人间的甲骨文。(见附图)顾名恩义，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田为这种文字记载的内容大多和占卜有关，故而人们又称它为卜辞或贞卜文字。一般认为，产生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我国文字的鼻祖。它的文字书写，除了极个别的是先写后刻之外，通常都是直接用刀将文字刻在甲骨上的，所以在笔画的使转上，不如毛笔圆转流畅。甲骨文的艺术特色有这样几点。首先，在文字的线条上，甲骨文以直来直去的短线条为主，即使偶有曲线，也多由短线连接而成，并且粗细相等，使人感到一种整齐方折的瘦劲之美。其次，在结体上，甲骨文一方面表现为单体独立的整肃之美；另一方面，又因其文字的原始、象形而带有较多的自然之美。第三，从整体布局看，其章法是极为错落自然的。这主要表现在：（1）通篇格局一气贯穿，细部却又是笔画多的自然大，笔画少的字自然小，有时大小相差竟达好几倍，给人以一种奇幻多变的感觉；（2）由于用材的形态各个不一，整篇章法就有的紧，有的宽，有的上紧下宽等等，使画面极其生动多彩；（3）有的满版刻满，好似繁星满天，有的只是边角寥寥数字，恰如空谷足音，这就给我们以意趣无穷的享受和诡变多端的启示了。 关于文字的起源，还有另一种说法。1872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刻在陶器上的字——陶文，陶文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他们笔画简单，形状规则，有些符号似乎约定俗成，是一种具有一定意义的记号，这些符号虽然不能称之为文字，但可以断定对中国文字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被认为是成熟文字的先驱。书法艺术家都把钟繇当作“开山祖师”，看成楷书书法的奠基人，由于他的启发，才出现了象王羲之、王献之那样的书法大师。 钟繇是三国魏初时代颖川人，他的隶书、八分书都是书法艺术的上品。相传他少年时入抱犊山向刘德升精心学习三年，下山后投到曹操幕下。韦诞、邯郸淳等都是曹操身边的书法家，韦诞擅长隶书及其变体“章草”，被赞为“书如龙威虎振，剑拨弩张”。韦诞学前人蔡邕（yong），不但继承了蔡邕的书法，还保存了他的秘著《笔论》。钟繇多次向韦诞请教笔法，但未能如愿。直到韦诞死后，他才偷掘了韦诞的坟墓，得到蔡邕秘著，专心致志地把蔡邕和韦涎的书法成就学到手。钟繇苦心学习书法三十多年，睡在床上仍以手画被，时间长了竟划破被面。每次练字都非常严肃，先研墨、凝思、揣摩字的用笔和形体、气势，意在笔前，然后作字。钟繇在书法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他吸收隶书和章草的优点创造的楷书。隶书繁杂，书写很慢，汉章帝时齐相杜伯度创作隶草；汉章帝命名为章草。钟繇对隶书作了去繁存精的改造，在肩架、结构上保存了隶书的方正和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