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12汶川地震后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研究.docVIP

5·12汶川地震后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研究 ——以四川羌族村寨文化为例 　　一、民族村寨社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的载体 　　我们所理解的“文化遗产”是指:祖先留给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财富。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文化遗产”则分为以下三大类:a、文物古迹，b建筑群，c、遗址。显然，这里的“文化遗产”主要是以“物”的形式存在，是以物质类文化遗产为主要区分度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各国普遍关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文化遗产”基本上可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不同表现形式。中山大学康保成教授的观点也是以动态、静态的载体来定义“文化遗产”，他认为，具体的“物质文化遗产”指人类集体、群体或个人创造的文化财富以“静态”物质方式被后代所认可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人类集体、群体或个人创造的文化财富以“动态”物质方式被后代所认可与继承。 　　曾经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曾说过:“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是这个民族现存的文化记忆……这些文化传统的起源各种各样，在本民族文化血脉体系的反复追溯中，在对其历史与民族性形成的认识过程中，一个民族就能够与其他民族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继续进行古老的对话，向未来稳步前进。”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 　　少数民族村寨属于小型社区，尽管规模小，但是能完整地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居民生活、生产状态的基本活动规律。而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民族，素有“民族活化石”之称的羌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羌民族的文化传承无疑是以羌族村寨社区为载体的。在整个社区内部，包含了羌族服饰、饮食、村落布局、民居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间艺术、手工技艺、礼仪节庆等文化因子。如建筑:羌族村寨与碉楼;技艺:羌秀，羌笛;非物质文化遗产:羌语，口承史诗与神话传说，羌族酒歌，释比文化等等，众多的文化元素都融合在一个院落中———羌族村寨。 　　二、5·12灾后重建中的羌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研究综述 　　5·12汶川大地震对羌族等少数民族的古老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面对这个问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在恢复重建中，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一是把羌族文化的保护纳入到灾后重建的总体规划中;二是对羌族文化在地震灾害中受损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评估;三是及时开展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四是恢复重建羌族博物馆，开通第一个少数民族的专题数字博物馆———“羌族文化数字博物馆”;五是在群众安置过程中，充分考虑灾民意愿，注意维护原有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保护羌族文化存在的人文环境。 　　国家与政府对灾后重建与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广开言路，积极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与制定科学合理的恢复重建规划;更多的长期以来关注羌文化的专家学者及社会公众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一线，亲历了原生态羌文化的毁坏与消逝，他们在对灾后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尽心尽力。对于怎么样传承与保护脆弱的羌族文化遗产，不同领域的专家与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与思考。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从2008年5月———2010年12月时间段跨库检索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以灾后重建与羌文化保护为主题词的期刊共有12篇，以羌族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主题词的检索到9篇，以羌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为主题的有10篇。 　　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王明珂博士在灾后对羌文化的保护则提出了“无论是房屋重建，或是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重建，都须考虑羌族内部之多元性，譬如村寨房屋的结构，总之，有关灾区社会文化的重建，须以对该地人类生态与文化的深入了解为基础，并尊重本地人的意见。”西南民族研究所的李绍明研究员认为震后羌族文化应该以人为本，抢救为主，“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系所在，因之灾区民族文化重建与灾区经济重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性与其频危性而言，民族文化重建更具有抢救的性质。”并且提出了建立羌族生态文化保护实验区的问题。 　　西南民族大学张世均教授则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来看待灾后羌文化的保护，以政府主导、依法保护、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以人为本，积极抢救文化传承人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保护政策。四川社科院喇明英认为采取对灾后羌文化的发展性保护策略。 　　以上海社科院王大悟研究员为代表的旅游学专家认为开展旅游业对地震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恢复是行之有效的决策，开发地震旅游产品做大旅游品牌。“整合羌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