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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 九儿19岁时，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九儿始终不吭声。九儿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熬发生了感情。不久，李大头死了，众伙计不想再干了，九儿劝住了众伙计，又撑起了烧酒作坊。土匪秃三炮劫走了九儿，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九儿赎了回来。但余占熬看到九儿头发凌乱，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九儿，余占熬才罢休。余占熬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九儿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九儿的儿子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烧杀抢掠。九儿搬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罗汉大叔当年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九儿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余占熬他们，却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愤怒的余占熬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尘埃过后，余占熬拉着儿子的手，挣扎地来到九儿的尸体旁。日食，九儿的儿子放声唱起了童谣：“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1987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而为人所称道（《成都商报》评）[6]?。 影片塑造了“我奶奶”、“我爷爷”、罗汉大叔等一批中国普通老百姓群像，歌颂了他们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民族精神，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心理、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作出了思考。该片最大的特色是拍出了中国人豪迈爽快的一面，跟中国内地电影一贯的哀伤沉重的传统风格大相径庭。摄影师顾长卫在取景和色彩的运用上有出色表现，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有中国电影罕见的“景人合一”之美，令人看得畅快淋离（网易评）[4]?。 相比于《英雄》中分块式的色彩划分，《红高粱》就显得不那么繁复。整部电影似乎只由黄色和红色组成。在黄土高坡上，黄沙漫天，特别是颠轿这个段落，几个轿夫连唱带跳，带起了滚滚尘土。身为西安人的张艺谋用泼墨式的表象风格向它们表达着热爱之情，那些黄色的土地正是他所要朝拜的对象。而红色则更加出彩，除了比人高的“红”高粱，还有“我奶奶”的红盖头、红轿子、红鞋子，窗上的红窗花、碗里的血红的高粱酒、红彤彤的炉火，还有最后日食时那彻底变成红色的世界。这份鲜艳的色彩的出现，更能表达出陕北人的热情与豪爽，呈现了中国农民向上的精神状态（凤凰网评）[7]?。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因此摆在观众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影片，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影片中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与以往的探索影片不同，《红高粱》虽然也承载了导演对生命主题的意念，但并不是完全像《黄土地》等探索片那样淡化情节，靠纯粹的电影视像语言的震撼力来直接表达导演的意念。张艺谋在这部影片中是从实处入手，从规定情境下的具体人物性格人手，编织一个完整、美妙动人的故事框架，从而使意念通过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为、动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影片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但这条叙事线大部分由画外音来完成。影片一开始，还是全黑的画面时，声带上就传来了“我”的叙述；“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这是一个以现在时进行回述的视点，这个“我”在此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由于他没有在故事中出现，按理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后代，这又使得他具有某种参与意识，从而又具有被叙述的意义。因此，这个视点是非常奇特而又新颖的，它使导演在处理全剧时有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视点参照，非常自由而又具有全知性。同时，他的叙述的特点把故事拉远，又具有历史的间离效果。在此视点基础上，导演在这开场白中道明了故事的虚构性。“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从而非常自如地把故事纳入非现实的时空之中。画外音在影片中出现了12处。而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周围环境、时间转换等几个主要情节转折点，几乎都是由画外音交待的。如我奶奶与麻风掌柜李大头的关系，高粱地的“鬼气”，新婚三天新娘回老家的规矩，李大头被杀，秃三炮绑走我奶奶的过程等。画外音这部电影中还承担了一种“预叙”的功能，如抬轿出发时画外音就告诉观众，轿把式将成为我爷爷，这就增设了观众的“期待视野”，使画面故事的进展更富有张力（电影网评） 福贵（葛优饰）是一个嗜赌如命的纨绔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