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探讨.docVIP

中国法治发展模式若干问题探讨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部　杨亚佳 提要：学界对中国法治发展的模式已有诸多研究，但仅仅用“政府主导”或“政党主导”的概括不仅不甚准确，同时也远远不够。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模式并不是在某一主体主导下建立的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而是根植于能够提供大规模背景共识支持的生活世界和法治理念体系。这种背景共识不仅是世界性的，更不可避免地带有本土性。这决定了中国的法治模式在普适性法治价值序列组合上的特殊性、法治建设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审时度势的策略选择，也包括了在我国特定国情下进行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以上诸要素的系统性结合，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 如果要遴选建国后对推动中国发展最具重大意义的战略决策，那么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无疑会荣登榜首。改革开放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影响自不待言，而法治则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改变着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在建国60周年之际，对中国特色法治发展的道路问题进行一些理论研究，既是一种回顾，也是对未来走向的探索。 一、中国法治发展模式的世界背景 “模式”一词指涉范围甚广，在社会发展研究领域，是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升华，只要在不同的国度和时期一再重复出现的社会发展现象，就可能存在某种模式。比如西方（这里指西欧）法治发展一般经历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级阶层的分化，以及人文主义启蒙，最终形成了以契约理念为核心，以权力制衡为制度特征的现代法治，由此形成了学界所谓的“自然演进模式”。模式的现实性说明法治的发展存在着某种规律。从法治发展的前提角度讲，法治要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多元利益主体和公民社会成熟为社会基础，以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成熟为文化基础等。从法治运行的基本要素上来讲，法的权威性、民主性、正义性是其三大要素：法无权威性就只能是束之高阁的贡品；法无民主性其结果是法将会变为专制者的工具；法无正义性，“法治”即会变为恶法统治，其结果是导致法西斯专政。 但是，我们说法治发展的模式和规律，并不等于说法治在世界上就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在东方国家，比如新加坡，就是在一个区域狭小、人口不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岛国，在较注重权威的个人意志和道德表率作用的基础上，按照本国的“共同价值观”对西方法治加以改造，融进自己的特色而逐步实现了法治。即使在有着共同的“自然演进”模式的西方国家，其法治发展也融入了本国的特色：英国在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势均力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逐步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大背景下，通过这两个阶层的相互妥协而渐进地实现了法治；法国则是在国王和封建贵族顽固阻挡第三等级崛起、镇压人民反抗的大背景下，人民以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制度而逐步实现了法治；美国作为由移民社区组成的联邦制国家，是在社区自治的基础上，形成了由社区自治再到州法治，再至国家法治的独特的发展模式 具体国情的多样性决定了法治发展的多样性，模式只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法治发展的宏观路径和基本规律的概括。各国法治道路的多样性并不是对法治规律普遍性的否定，相反，它是法治规律普遍性的必然要求。但不论是何种模式，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内在规律（如前所述法治基础条件的建设与法治内在要素的形成）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因此，中国法治发展道路要立足中国国情，但决不能无视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要以世界法治发展之大势思考中国的法治道路问题。 二、中国法治发展模式的国情条件 具体国情是指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历史传统和文化样式等各个方面的不同状况。说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问题，从影响中国法治建设的角度，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1．历史传统问题。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两千多年的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自然经济、皇权政治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奉行“德主刑辅”的政治文化。由此产生了中国特色的法律传统――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上，淡漠个人权利，崇尚政治权威；在治国理政指导思想上，轻视法律规范，相信道德力量；在对法律功能的认识上，对秩序的追求甚过对正义的渴望；在法制发展样式上，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和后来的辛亥革命，都是大规模地全盘学习西方法治的实践。但是两次变法是伴随着“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历史任务进行的。这样的历史任务需要能够凝聚人心，集中力量的思想与制度。而当时引进西方法治则主要集中在议会制、多党制和选举制上，这样的制度在西方可能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当时的中国却起到了涣散人心的消极作用。可见“南橘北枳”，任何不顾国情的照抄照搬都不会成功。 2．当代中国的国情问题。当代中国的国情，用党的十七报告的概括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这一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