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农村贫困现状.docVIP

摘要：能力贫困是导致我国西部地区农村人口长期的、代际贫穷的重要原因。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峨边县的实地调研出发，分析西部农村地区人口能力贫困的现状和产生的消极影响，提出通过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投资地区人力资本，促使贫困人口能力提升，从根本上脱贫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西部农村少数民族人口 能力贫困 对策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1]。 贫困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具有福利依赖性和代际遗传的特点。贫困更是由于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的不足和发展权利的限制而形成的代际遗传和福利依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人类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取决于人类智慧的开发”。所谓治穷先“治愚”。只有解决了能力贫困的问题，发挥贫困人口的自我脱贫能力和参与社会的能力，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状态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改善。 我国西部农村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大多自然生态条件恶劣，经济极其落后，基础设施匮乏，人口综合素质低下，文盲半文盲率较高，当地的人口无力推进当地农业现代化，又缺乏外出就业的竞争力，面对这些偏重于体力的劳动者，单纯以“输血”的救济方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地人口的贫困状态，更谈不上把贫困人口从窘境中解放出来， 而在我国以往的扶贫实践中，往往又是以资金扶持为主，强调物质资本投入以消除贫困，无论是“以工代赈”还是“优惠贷款”和“项目扶贫”等措施，总的来看，都未充分考虑贫困人口自身的因素，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则忽视对贫困人口的发动、组织和培养。资本和劳动都是必要的生产要素，在市场化程度逐步增强的情况下，由于对贫困认识上的失误导致对市场竞争力的载体和来源的定位出现偏差，这样必然难以造就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张力，其导致的最终后果便是脱贫速度减缓，脱贫效果不稳定，贫困农村的脱贫日益显示出刚性特征。 一、能力贫困问题综述 （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关于我国贫困规模的测算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 N D P）对于贫困的测算，就是综合了人口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方面，从社会生活条件角度出发，设置了反映社会贫困规模的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Index,简称HPI）。这种测算方式表明，贫困除了意味着消费、收入水平低、生存基础薄弱以外，还表现为社会生活条件差、人口预期寿命低、文化落后等诸多方面，需要从多方位、多角度来综合衡量，全面反映贫困状况。人类贫困指数主要由寿命长短（40岁以前死亡的人口比例）、受教育状况（成人文盲率）和基本生活设施（尚未用上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缺乏医疗服务保障的人口比例和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的人口比例）等3个方面因素组成。人类贫困指数越高，说明贫困规模越大；反之越小。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数据，2004~2005年我国40岁以下死亡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6.9%，成人文盲率为9.1%，缺乏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为23%，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比重为8%。把这些因素合成测算，2005年我国人类贫困指数为11.7%，在发展中国家中居第26位。 （二）我国学者关于能力贫困的研究成果 在深入探究贫困根源性问题上，国内学者纷纷认为能力贫困是造成人口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而提升贫困人口自身能力也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沈茂英在《试论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建设》一文中提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是反贫困的核心和关键，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途径[2]。陈新华从贫困程度的历史变化过程出发，得出人口文化素质低下是产生贫困的根本因素的结论，无论从贫困人口的规模上看，还是从贫困的程度上看，受教育程度不高都是和致贫紧密相关的[3]。个体素质和能力决定收入。 段世江、石春玲认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是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不特指某个个体或某种现象，而是总体意义上的一种集合性概念，能力贫困反映出人口综合能力的欠缺情况，其中包括基本生产能力、获取知识能力、参与决策能力、合理利用资源能力等诸多方面，这些能力最终都要体现在“自我发展能力”上。“自我发展能力”受地缘因素以及市场配置资源趋利性的影响而表现出“缺乏性”，虽然外显为缺乏物质和服务，其实质依然是缺乏“手段”、“能力”和“机会”[4]。 （三）能力贫困的概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6）》中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将贫困视为创造收入的机会和能力的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 能力贫困亦即劳动适龄人口由于文化素质、健康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无法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